余志雄摄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环境税出台的时机、背景和内外部环境也渐趋成熟。最新消息报道，目前环境税征收方案初稿已经出炉，2013年开征的时间表也已初步确定。试点方案成熟后，我国将加快环境税立法的推进。近日，记者就环境税征收话题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法学家、“国家调节说”的创立者漆多俊教授。

　　征环境税重在保护生态

　　问：您能阐述下环境税的概念吗？征收环境税是否也属于您提出的“国家调节”的一种？

　　答：上个世纪末，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陆续开征环境税，现在我国也在酝酿开征这种税。环境税是对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主体征收的一种税，纳税主体主要是企业。征税对象是所排放污染物的浓度和总量。环境税是个综合性概念，按照其征税对象的种类，环境税又可分为废气排放税（如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种类。

　　税收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满足国家财政经费的需要；二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现代国家都具有调节经济的职能。国家调节有三种基本方式：规制市场竞争；国家直接投资经营；运用财政税收和金融等经济政策进行宏观引导调控。税收属于国家宏观引导调控中的一种。环境税也有重要的调节功能，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光靠市场调节不能抑制企业的盈利冲动，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之手来推动其解决。

　　税款收入应用于环境治理

　　问：您支持征收环境税吗？它有什么利弊？

　　答：原则上支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大害。现在，人民群众呼吸空气、喝水、吃菜，就常常担心安全问题。征收环境税，是利用税收杠杆作用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力度，这是必要的。政府以民为本，不能只痴迷于GDP的数量增长，不能光顾市政建设，盖楼房、修马路、扩展城区，应更多注意一些同人民生活和健康更为直接相关的事情，其中包括治理环境、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

　　征收环境税对于企业，特别是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来说，是要加大他们的生产成本，降低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也可由此迫使他们提高技术，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使生产转型，产品升级换代。现在中央要求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科技、新能源产业，努力节能减排。环境税的开征是符合上述精神的。

　　问：您为什么说是“原则上支持”呢？

　　答：我有两点担心：一是征收环境税的税款收入的使用去向问题，要能够让税款返回来用于环境治理上。

　　二是我国当前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长达11%，财政收入又高达27%。每年GDP增长的大头一是到了财政，二是肥了垄断企业，普通老百姓收入提高慢。这不符合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精神。现在除环境税外，还在酝酿要推出资源税、房产税等。为什么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却是不那么积极呢？对于某些民营企业为什么不可以减轻他们一些税负，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呢？

　　对环境税要积极看待

　　问：有些人担心环境税的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您怎么看？

　　答：我们也不妨这样来看，尽管消费者会承担一部分成本，但换来了更好的生存环境，而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同时，也削弱了自己的价格竞争力，最终还是会受到遏制。比如大排量的汽车，如果你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价格抬高，那消费者就会考虑还是否买你的车。

　　问：征收环境税近年来一直争议很大，实施难度也不小。如果征收环境税的话，您认为该如何操作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而不至于偏离初衷？

　　答：首先，造成污染和破坏的程度需要量化，比如废气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固体垃圾产生量等。如何量化才算合理？量化之后，税基怎么定？以二氧化硫税为例，美国的《二氧化硫税法案》规定，二氧化硫的浓度达到一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征税15美分；达到二级标准地区按每磅硫10美分征税；二级以上地区则免征。还有，环境税需要细分，环境污染具体有污水、碳排放等，有关部门要理清当前最急需的是针对哪一块征。

　　问：听说湖南很可能成为环境税试点，您认为这将对湖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征收环境税，势必可以加速地区产业的转型，提速湖南的经济发展。考虑把湖南作为试点，一方面说明了湖南的环境状况也有代表性，但要说明的是，并不一定是最严重的地区才列为试点，倒是可以认为，湖南的经济技术等条件具有一些有利条件适于搞试点。湖南政府和民众应当以积极态度对待此事。

　　据了解，湖南省政府在推进政府法治化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是积极的。希望在治理湖南的环境污染、维护良好生态方面也能引起更多关注，在全国起带头作用。例如现在湖南人民最关心的湘江的重金属污染的治理问题。可把即将开展的环境税试点作为契机，好好地整治。这对湖南人民将是一种大功德，也是“以民为本”的人民政府应当做好的事情。

　　存档号：NO.030

　　人物簿

　　漆多俊，湖南祁阳人。武汉大学、中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湖南省法学会副会长等职。2005年《当代中国法学名家》首批收录的著名法学家之一。其创立的以“市场三缺陷－国家调节三方式－经济法体系三构成”（通称“三三理论”或“国家调节说”）为核心的经济法学科理论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中国经济法学界主导学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