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7月26日报道，据北京市人大代表张风调查，北京市每年溺水死亡高达数十人，在2004年北京警方不再负责打捞民事尸体后，此类事件主要交由社会性质的打捞队具体实施。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捞尸业乱相横生——漫天要价、“不给钱不下水”，甚至任由尸体漂上水面。这篇报道又向我们揭示了捞尸行业隐秘的另一面，捞尸者并不像公众印象中那么“邪恶”，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资金无保障，风险大，还未必能拿到钱。

　　去年10月，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因为救人淹死在长江中， 当地捞尸船挟尸要价1.2万元，并放任死者泡在水中，用绳子拖行在船边。高价捞尸的行为引起了舆论的怒火。最终，荆州市政府做出处理：打捞公司打捞过程中的言行明显“违背社会公德”，负责人陈波已构成敲诈勒索，被治安拘留15天，并处1000元罚款。

　　这样的个案处理，掩盖了问题的本质——打捞尸体是谁的责任？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的“市场机制”？如果是后者，我们就要对捞尸者有足够的宽容，毕竟人家做的是“生意”。《新京报》2006年6月24日报道：一农民工在北京龙潭公园护城河野泳时溺水身亡。报警之后，警察让家属拿出8000元打捞费，警方负责联系打捞队，但家属拿不出这笔钱，警察告诉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尸体浮出来再打捞”，家属在河边苦等了一天一夜，直到尸体浮出水面……两相比较，如果北京市内河里需要8000元，长江里捞尸要1.2万元，也不能算太贵。

　　换位思考，捞尸的确是个辛苦的行当，北京60多岁的崔杰曾在1月份的冷水里捞过尸体，在化粪池中捞尸时皮肤还被感染了，留下了后遗症。光他的一件半干式潜水服就花了1万多元。这些成本和风险都要摊到每次的捞尸“生意”中。用绳子拖尸体太没有人性，但经济成本摆在那里，死者亲属还是得负担“天价”的捞尸费。我们不禁还可以追问一句，陈波被“打击”了，现在长江边上的尸体是由谁在打捞？如果还是“民事行为”，那还是存在捞尸费的问题。

　　一方面是死者家属觉得捞尸人是发死人财，趁火打劫；一方面是捞尸人利益得不到保障，自己承担巨大的成本和风险。这种两难的困境缘于政府的缺位。捞尸明显有社会公益的性质，其受惠者并不仅仅是遇难者家属——因为没钱捞尸，放任死者泡在水里，这有违公序良俗。

　　所以，公权机关必须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而不是发挥畸形的“市场经济”机制。即使不恢复公安打捞队的编制，也应该由政府来向社会组织购买这项服务。以每具尸体5000元计， 北京全市的支出也只有几十万元。这笔钱能换来捞尸者和死者家属的心安两利，减少很多社会矛盾。且捞尸从业者也希望受雇于政府，让捞尸能规范起来，这底下就得看政府的作为了。

　　上海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