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本人撰文《学术不端事件里的“岁月神偷”》（7月16日《中国青年报》），希望中国的后学们能续接中国的学术香火，对未来的学术发展充满良好的期待。然而，文章出来后，引起了不少的质疑与批评。这其中以评论人鄢烈山为代表（《朱学勤不需要同情》），认为我把朱学勤与汪晖放在一起讨论，是对朱学勤的侮辱。另一个引起鄢烈山不满的是，我在行文中建议后学同情朱学勤那一代人，应该更加宽容地看待特殊时代存留下来的特殊问题。鄢烈山认为我“故作宽容”的背后是一种“倨傲”的态度。

　　首先我想说的是，不论如何，汪晖的沉默权还是有的，而一上来就说汪晖不够格与朱学勤相提并论，这才是最大的“倨傲”。至于说汪晖沉默，朱学勤高调，在事实还没明朗之前，任何判断还是过早的。我倒是想问，既然鄢烈山也赞成朱学勤的做法会得到舆论的同情，那么做一个最坏的设想，朱学勤的高调态度，为何不可以被理解成危机公关的一种策略呢？所以，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动机，都应采取谨慎的态度。

　　既然鄢烈山赞成自由主义理念，就更应该明白，动不动就拔高到为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标本案例，认为朱学勤仅仅是出于维护学术尊严的“公益心”，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所一贯反感的。也就是说，鄢烈山虽然在为朱学勤辩护，但可惜的是，鄢烈山其实是违背朱学勤精神的，因为这种过分夸大个人的公共道德意识，也会酿成“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其次，鄢烈山引用鲁迅的话，认为年轻人未必胜过年老人一筹，这个观点我是完全赞成的。至于用“孔子、耶稣、佛陀和慧能等思想宗师的出现”来证明朱学勤等人的生活阅历对其学术视野的开阔有很大帮助，不仅是一个颇具喜感的论证方式，更是与鄢烈山逻辑所冲突的。众所周知，在学术上，向来有两种人，有托克维尔游历美国，达尔文周游世界，更有康德守着小镇一辈子，罗尔斯藏在哈佛几十年。无疑，乡野调查与青灯残卷，实证与规范，从来都是人文社科治学的两重路径，并无高下之分。但是，文科治学毕竟与理工科治学有所区别，除了较强的问题意识以外，必须要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即在充分掌握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或许才可能有所前进，避免作无用功。

　　作家余华曾感慨，中国人几十年的心灵转折，走过了西方人几百年的历程。所以，一些定位启蒙的书籍，我们更应该审慎地对待。因为特定生存经历而撰写的问题意识极强的著作，随着时代的变迁，本来就应该被我们定期地淘洗，从而拣选出真正的传世经典。比如近几年，学界就有“法政系”对朱学勤为代表的“启蒙系”的学术著作予以全面反思一说。

　　我注意到了，鄢烈山说其“没有兴趣和耐心读汪晖艰深的论说”。但是，我是认真地读过了一些汪晖的著作。2005年的时候，买了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读了一卷的时候，偶然在网上看到陆兴华追着汪晖不放，并且列举了很多证据，当时确实不是滋味，但还是坚持地浏览了一遍。而朱学勤的著作更是我的枕边书之一，其中处处迸发语言才华，确实令人艳羡。并且，对朱学勤等人的学术贡献，我也是一直心存感激的。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朱学勤这代人，对中国新生代学人的思想启蒙意义，是任何时候也无法抹杀的”，绝对是发自肺腑的。也就是说，后学者对前学者的学术积累当然应该保持相当的尊敬，但是，当后学者在心中已经勾画出了一个学术权威的时候，忽然知道心中的偶像，涉嫌学术不端，心中的那分困惑，也是无法抑制的。

　　至此，撇开与鄢烈山的商榷之外，我想说的无非是，更加谦卑地做人，更加严谨地治学，然后，对过去的学术成果勇于质疑，对现在的学术权威敢于批判，对未来的学术发展充满期望，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许，作为自由斗士的朱学勤需要公正，不需要同情，然而，看看实际情况吧，中国的学术生态，蹒跚于浮躁的世俗之下，逶迤于动荡的襁褓之中，除了需要我们敢于刺破脓肿的勇气之外，难道不需要我们去同情与呵护吗？（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