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广场立交桥南北段开拆，五一广场曾经的记忆慢慢远去。而他们，那些在五一广场周边努力讨生活的小人物们，依旧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伤脑筋。

　　为此，本报记者走近他们，与夜市小贩一起摆地摊，与沿街商铺的店主卖衣服，与拆迁市民回忆五一广场的点点滴滴，记录他们的生活。五一广场曾经是他们每一个家庭的希望，如今，勤劳、执著、坚忍，同样流溢在他们的脸上。

　　本版撰文/记者储文静

　　实习生喻赛 金慧

　　晚上8点，盛夏的夕阳慢慢消失殆尽，暑气却未曾褪去。路灯渐次亮起来，广告灯箱白得刺眼，不远处的霓虹灯营造出另一种五彩斑斓的繁华和绚烂。

　　长沙三兴街路边一个变压器下，胡继莲和曾卫彬坐在马路旁，脚边放着两个大大的编织袋和一个小推车。两个女人低声拉着家常，等待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午夜12点赶快到来。

　　7月22日，长沙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正式施工的第12天，胡继莲和曾卫彬跟往常一样，提早来到三兴街占位子，半夜12点过后开始摆地摊。“看样子，今晚的生意还是不会有什么起色。”看着眼前三三两两的路人，曾卫彬事先有了心理准备。

　　晚上11点40分，三兴街上的摆摊人开始有了动静。

　　“可以摆了！”胡继莲和曾卫彬开始往路边铺塑料布，把编织袋里的小商品一件一件摆出来。曾卫彬卖的是内衣裤和家居服，胡继莲卖的是十字绣、手表、腰带等小饰物，都是二人在下河街摆摊卖的货品。虽然一边连着五一路，一边连着解放西路酒吧一条街，但时间太晚了，加上并不是周末时间，三兴街上来往的人不多，更不能和当初五一广场夜市的火爆相比，偶尔三三两两的人经过，也少有人在地摊前驻足。

　　“这个背心短裤怎么卖？”一个烫着波浪头的妇女站在曾卫彬的摊前询问。

　　曾卫彬立即站起身来，迎上前去：“48一套，有好几个颜色呢，你挑挑看喜欢哪个。”

　　妇女挑了一件黄色的，搭在自己身上比大小，怕不合身，又把衣服直接套在了连衣裙外面。

　　“挺合身的，颜色也好，不信你到那个车窗前去照一照。”曾卫彬指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小车对妇女说。

　　“少一点吧，20块。”

　　“那买不到啊，这是一套啊，又不是一件。”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曾卫彬以28块的价格将一套家居服卖给了妇女。

　　“唉，这套衣服我进价也要20多，大家都觉得夜市地摊上的衣服就是很便宜的，不过能赚几块钱我都会卖。做生意就是这样的。”曾卫彬说。

　　到凌晨2点40，三兴街上的人越来越少，曾卫彬和胡继莲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曾卫彬一共卖出18件内衣，纯利润不足60元，但知足的笑意写在她的脸上：“我昨天一晚上只卖了6块钱，今晚是托你们的福。”

　　而一旁的胡继莲一套十字绣都没卖出，整晚都没开张。

　　回去洗洗睡觉，睡上三个钟头，她们要开始在下河街小商品市场的生意了。

　　[过去时]

　　摆地摊，维持一家人生活

　　胡继莲和曾卫彬都是娄底人，两人还有亲戚关系，曾卫彬的老公是胡继莲婆婆的姐姐的孙子，所以从辈分上，曾卫彬要称呼胡继莲一声婶婶。嫁入这个家族，两个女人也似乎拥有了相同的命运。

　　由于前几辈人近亲结婚，导致胡和曾的丈夫都在结婚后开始患上一种怪病，腿脚也开始慢慢萎缩。“她老公还稍微好一点，我老公的腿现在只有这么大一点了，属于残疾人了，生活都不能自理。”胡继莲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叹了一口气。

　　前几年，胡继莲和曾卫彬两家人一起来到长沙，分别在下河街小商品市场租了摊位卖小商品。胡继莲的女儿在涉外经济学院读书，曾卫彬的女儿在长沙一所中学读初中，两人的儿子都留在了老家。

　　“现在丝瓜都要4块钱一斤，如不摆地摊，这生活是过不下去了。”胡继莲掐着指头算起了开销账：女儿读大学一年要1万多，租最便宜的小木屋每月200元，水电费一个月100元多，饭菜一个月也要好几百，每个月要寄钱回老家。下河街的生意不好做，两个女人要维持家里的开支，有点力不从心。为多挣点钱，小商品市场收了摊，在家吃完饭，她和曾卫彬就又约着出来摆地摊。

　　[现在时]

　　逛街的少，生意差些了

　　“以前五一广场夜市最火爆时，一晚摆几个小时赚100多元，不过因没人来管理，抢摊位打伤人是常事，没过多久五一广场的夜市也就取缔了。”曾卫彬说后来政府统一在太平街的宜春园戏台边设置了夜市摊点，每个摊点每晚收十块钱摊位费，但那里人流量太小了，没生意。

　　今年4月份，曾卫彬和胡继莲把地摊摆在了三兴街，但是由于城管不允许私自摆摊设点，每晚要12点以后她们才能把地摊摆出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之前能休息，为了占到摊点位置，她们必须在7点之前就到这里占位子，每天晚上占位子的时间是摆摊时间的好几倍。“原来这里人还稍微多一点，自从五一广场修地铁以后，大家都不到这边来逛了，我们的生意也更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