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政策都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目标的提出，使刑事司法承载了相应的历史使命，注入了相应崭新的内容。刑事司法的功能定位由打击犯罪转变为化解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因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相适应，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但是，笔者认为如何准确把握宽严相济中的严和宽值得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司法实践中的严和宽往往摇摆不定。首先是建国初期严厉打击犯罪;后来是各种运动后的法制混乱时期，这时的实际法治状态不是宽而是乱;再后来是拨乱反正后的法治逐渐上正轨，但似乎还是失之于宽，使民众的安全感不足;接着是几次大规模的“严打”时期，法治从宽瞬间转为阶段性的严。显然，在宽与严的问题上左右摇摆不利于我国长期的法治建设，也使人民群众产生迷茫，司法人员无所适从。目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总体上来说体现的是轻刑化思想，宽的方面似乎又过于重视、过于扩张，给人民群众的感觉是刑事司法从“严打”转向了另一面。比如，即使是命案，只要不属手段特别残忍、性质特别恶劣，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往往不杀。人民群众的感觉是死者白死了，为死者鸣不平;再比如经济犯罪，贪污、受贿甚至诈骗达几百万元之多，最终被判处十几年的并不鲜见，给人民群众的感觉是被告人划得来，等等。客观地说，目前我国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现状是只认同重刑，不认同轻刑。从历次的“严打”行动人民群众拍手称赞便可见一斑。当然，泱泱中华的刑罚最终是要走向文明、再文明，人道、再人道。因此，刑事政策及司法理念可以在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基础上适度“超前化”，并起着引领人民群众法律意识逐步提高的作用，但不能太超前。形象地说，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是运动员，刑事政策则是领跑员，领跑员要比运动员跑得快，但不能快得离运动员很远，更不能远到运动员看不见。如果那样，这个领跑员没有任何领跑作用。司法实践中，刑事政策太超前，与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相适应，则司法活动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司法无公信力和权威。另外，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在逐渐加大，更为关键的是，我国正处于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空前紧张，因此，犯罪率较高、犯罪案件绝对数大不可避免，刑罚的本质功能还是打击犯罪。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保持刑罚相当的打击犯罪的严厉程度必不可少，否则，将使犯罪越来越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局面。总之，笔者对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的理解是:严为主导，宽必不可少，但需从严掌握，尤其要防止刑事司法从“严打”转为过于宽缓。

　　(作者单位: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