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凌晨排队、高价赞助费……今年幼儿园入园难矛盾似乎突然变得尤为尖锐。其原因到底是“金猪宝宝”扎堆？还是公办幼儿园的稀缺化？抑或是私立幼儿园的两极化？本版特刊登两篇文章，进行讨论。

　　对公办幼儿园要舍得投入

　　因为学前教育显示度不强，地方政府投入积极性不高。近年，各地公办幼儿园日益式微，与这种教育“锦标主义”密切相关。

　　近来，上幼儿园难的问题不仅让家长倍感焦心，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7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

　　其实，早在今年3月，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学前教育就是公众意见最多的领域，意见集中在幼儿园少，费用高。《纲要》文本虽然将学前教育的内容单列为一章，并指出，“到2020年，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但并没有提及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问题。

　　可以说，学前教育这块教育“短板”——2009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也只有74%——将拖我国教育现代化后腿。如何突破“现实国情”，发展学前教育，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表态，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现实国情”，主要是我国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而在笔者看来，导致“入园难，入园贵”的“真实国情”，除众所周知的教育投入不足，还有包括——

　　其一，教育“锦标主义”思维。因为学前教育显示度不强，地方政府投入积极性不高。有趣的是，在我国，高中教育也非义务教育，然而，分析各地的教育经费执行情况，高中教育的投入份额几乎都是最大的，当地的重点高中、示范高中，基本上都是公办高中。为何对非义务教育的高中教育，地方政府会舍得投入呢？这是因为高中教育直接关系到当地的教育政绩——高考升学率。近年，各地公办幼儿园日益式微，与这种教育“锦标主义”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决策不科学、缺乏预见性。学前教育发展缺乏系统规划，导致供求关系矛盾突显。有人对突然显现的“入园难，入园贵”很是不解，事实上，“入园难，入园贵”早已注定——据统计资料，本世纪初，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位、集体办园纷纷从原有单位中剥离，被关、停、并、转，企事业、机关办幼儿园从2000年的1.6万所减少到2007年的0.5万所。由此造成城市幼儿园从2000年的3.7万所减少到2007年的3.3万所。这种减少，考虑过人口出生变化吗？考虑过幼儿入园需求吗？

　　在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征求意见之后，修改最多的地方，就是学前教育部分。尽管学前教育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纳入义务教育，但修改之后更加强调政府主导，政府将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政府如何对民办幼儿园进行补偿的问题，如何加强农村的学前教育力度和水平。很显然，这是现阶段扩大幼儿园资源，同时适当降低幼儿园学费的重要措施。

　　但是，要让学前教育匹配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以笔者之见，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思考将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必要性，同时，有必要系统反思教育的“锦标主义”思维，教育决策的科学性问题，以及如果处理政府投入与社会资金办学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困惑我国教育整体发展的根本问题。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让民办幼儿园回归公益性

　　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用市场化的力量实现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入园难，难过公务员门槛；入园贵，贵于大学收费”，已成大中城市的共同难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入园难、入园贵，大致由两个方面主要原因导致：一是以往我们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城市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或者是企业办社会，由国企大办幼儿园。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之后，国企数量大量减少，并且随着“企业办社会”的剥离，企业、街道办的幼儿园也大量减少或改制，财政则开始向少数机关幼儿园倾斜，使托幼机构的公益性质渐行渐远、特权性质越来越重。

　　二是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以往在农村不上幼儿园的多数孩子，到了城市，不论从无人照看的角度，还是从与城市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角度，也要和城市孩子一样上幼儿园。

　　市场需求剧增而供给锐减，矛盾的尖锐化不言而喻。问题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听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安排，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一定会带来供应的增加，但在我们这里，管制这只有形的手扼住了市场的咽喉，僵化落后的审批式教育管理体制，使民间的教育力量无法自由生长，这是导致今日大中城市入园难的政策原因，也可以说是最根本原因。这与一些地方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和方式如出一辙。

　　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从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律看，幼儿教育是真正的起点教育，将它优先纳入政府义务，比将高中和大学纳入政府义务更迫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但是公益与公办是两码事。实现幼儿教育公益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采用教育券方式对幼儿进行补贴，甚至可以在教育经费和养育经费上对儿童进行直补。当下的审批式管理，虽然允许民间办幼儿园，但极高的门槛实际上形成了该领域的垄断和半垄断局面。主要表现在，对没有权力背景的新办学校，实行很高的门槛，师资必须多少，面积必须多少，毫无商量余地，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必须租用教育部门的教育设施。而对于一些有深厚权力背景的所谓民办名校及其分支机构，却往往可以在硬件、师资等条件上网开一面，导致一些所谓名校如鱼得水，一些新进入者寸步难行。

　　政府亲力亲为自办幼儿园，更不可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准备下大决心投入6千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个。但面对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杯水车薪。以此进度，要全部安排17万个孩子入学，至少需八年半，孩子可等不及啊！

　　用市场化的力量实现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甚至应该长期允许大量的家庭式私塾存在，以解“入园难、入园远、师资缺”的现实困境。

　　（童大焕，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