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

　　SHOUXIPINGLUN

　　面对内地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的量化倾向，教师在涉及个人发展的科研与无关自身利益的教学时，如何权重？高校教师晋升关键靠数论文，教学成果指标上无从体现，有效激励从何谈起？此即前文卓院士所指“急功近利”之弊，对学生的评价，也如出一辙。连清华大学校长均以学生论文统计数量说明本校的教育能力，而非统计一下科研转化成果，直至对科技生产力的贡献，难怪汲汲无名的高校不少教师一年能发表数十篇SCI论文之类的新闻卫星能频频上天了。

　　第六届世界华人论坛26日在广州开幕，诸位科技界人士对中国当下的科教问题发表了看法。数学家丘成桐认为国家能培养出自己的一流学生要远比引进“海归”更重要，批评中国高校的本科生的教育没有搞好，是十年来中国教育的一大毛病，名教授偏重科研，“不重本科生的教导”。而美国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外院士卓以和则针对科研和一流学生培养方面的评审制度，指出在科研和学术评价中，传统的论资排辈风气、偏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量化要求、急功近利等倾向应予纠正。（7月27日《羊城晚报》）

　　二位科学家意有所指，所言非虚。一般的看法，中国大陆高校培养的本科生，专业基础知识（至少从卷面成绩来看）比较扎实，但一旦进入研究生及其后续研究阶段，往往难以在科研上再续辉煌。原因何在？在于科研需要创新，而我们的本科教育对此虽高呼“重视”，却成效不高。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或许提供了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效经验，他认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前者要求通识教育的到位，后者要求思维定势的打破，无疑，这两者是学生创新能力持续发展的基础。

　　中国内地高校的本科通识教育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将进行通识教育等同于选修课比例的扩大，显然走错了路。哈佛大学本科教育有三个核心部分：学徒般的专业钻研、广泛的兴趣探索和一般的通识“看世界”成为其本科教育的明确要求。与哈佛相似，北美名校多将通识教育课程列为必修。

　　创新的培养，根据牛津大学的经验，是“让学生彼此学习，通过学生之间的对话和碰撞来增加学校的广度，从而使得我们学生的主体，我们的教职员工的主体能够不断地多元化”，学生之间没有权威，这将有效地打破思维定势，包容虽然幼稚却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当然，学生彼此的学习，还需名师的点拨，这又回到了教师对学生的有效“教导”上了。

　　面对内地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的量化倾向，教师在涉及个人发展的科研与无关自身利益的教学时，如何权重？高校教师晋升关键靠数论文，教学成果指标上无从体现，有效激励从何谈起？况且现在各校流行的让学生打分的评教制度，削弱教学主导性同时发出了错误信号———给高分，迎合大多数学生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尤其在文科教学领域，大学精神进一步受损。

　　此即前文卓院士所指“急功近利”之弊，不仅反映在教师的科研量化体系上，对学生的评价，也如出一辙。前不久召开的第四届中外校长论坛上，清华大学校长如数家珍：“清华目前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了SI论文占全校的论文60%以上”，以论文统计直接说明本校的教育能力，奈何不直接统计一下科研转化成果，直至对科技生产力的贡献？中国顶级名校的掌门人都是这种思路，难怪汲汲无名的高校不少教师一年能发表数十篇SCI论文之类的新闻卫星能频频上天了。

　　我们的高校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到底该侧重什么？耶鲁校长莱文认为，更为重要的就是学生接受、吸收新的知识的能力，并用这些知识重新评估我们所取得的一些已有的结论来得出新的结论。1928年著名的耶鲁大学报告，提出了“头脑的纪律和头脑的家具”之说：专业知识就像脑袋里面装进的家具，在迅速变革的世界当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学生成功需要的是头脑的纪律或者说思考的框架，让他们适应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主动进行立论、辩论或者对于自己的论点进行修正。一言以蔽之，就是创新的能力。如何培养创新能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故去的陈寅恪老先生，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