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邱晓雨采访张贤亮

　　本报记者/邱晓雨

　　他是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他是文学与商业的西部传奇。在与世隔绝的囚犯生活中，他把烙印积攒成文字；在沉寂古朴的贺兰山下，他把荒凉营造成文化。

　　近日，本报记者邱晓雨（以下简称“邱”）对话作家张贤亮（以下简称“张”），感受他传奇足迹之下的不老青春。

　　我们必须纵向地看历史

　　邱：对您个人来说，那段劳改肯定是很黑暗的。

　　张：我觉得我自豪的，就是我和中华民族是同命运的，我个人最不幸的时候也是我们民族最不幸的时候。如果说我刚刚开始写小说，仅仅是反映我个人的命运，这个历史价值不大，社会贡献也不大。我恰恰反映的是我们整个民族，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磨难。

　　邱：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去劳改，但是那一段日子，你们的苦难是集体的。

　　张：劳改是很幸福的。有很多人想劳改而不得，懂吧，进去劳改，判几年，你就在里面劳动就算了，有的人在外面天天要进行政治运动，天天要进行批判，天天要为那一点票证发愁，我进去什么也不发愁了。那个时候中国有一段大激进的时期，叫“低标准、瓜菜代”，恰恰是劳改队里面死人的比例比外面的人要少，因为至少稀汤每天还有得喝。

　　邱：劳改的过程，对于一个有斗志的年轻人，在当时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张：麻木了。因为我劳改了，吃又吃不饱，也接触不到女人。要是我一看，那个时候当然我就会很痛苦，但我那时候只能接触到母猪，所以我就没有痛苦，麻木了。

　　邱：现在回过头这么久，这种苦难对您个人来说，对一个民族来说，还带来了什么？

　　张：带来太大的损失，现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负面的或者阴暗的东西，其实都是那时造成的后遗症。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计划经济和文革、反右这些后遗症或流毒肃清，很多人总认为这些东西是改革开放以后带来的。不，它们是我们前面所欠的债，我们前面的流毒都没有肃清楚，才会出现这样的道德沦丧。就是说，我们必须纵向地看历史，才能看到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