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即将年满80周岁的徐苹芳 摄影/黎萌

　　本报记者/黎萌

　　80岁的徐苹芳先生是当今我国考古界的权威人物。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最早的专修考古的毕业生之一，徐苹芳自1956年起就一直从事考古并多有建树。近年来，他还多次主持过每年一届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工作。炎炎夏日的7月，在徐老先生位于北京东四九条一座独门四合院的家里，记者有幸聆听了他对考古的理解。

　　干考古这一行，要有当垫脚石的准备

　　“考古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好像很神秘，但说实话实际上也可能很枯燥无味。”徐老说，人们关注考古，是希望能出土些价值连城的宝贝，有一个大大的惊喜，但结果却往往不是这样，很可能几年下来都没有成果。曾经进行了电视直播且颇为令人期待的“北京老山就是个空墓”。

　　徐老说，干我们这一行，出成果的周期很长，所以必须准备好去做奉献，说白了就是要有为这项事业做垫脚石的精神准备，要想着让后人上一个一个的台阶。到最后，没准哪一位在上面冒出头来了，出成果了，那是后人的事，我们只能充当垫脚石，这也是这项事业发展的常规。

　　在徐苹芳先生眼里，夏鼐是新中国建立后很有成就的考古学家，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学科开创者之一。“原来中国没有现代考古学。梁思永（梁启超次子）也是开创者之一。傅斯年是这门学科的策划者。”梁思永是中国留美学考古的第一人，夏鼐留学英国专门学的考古。徐苹芳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中国原来有金石学，但这和考古学是两个概念。金石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小分支。原北大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是金石学家。上世纪20年代，傅斯年从欧洲留学回来后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认为考古学可以单独分出来，因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材料和方法都和历史学不一样，所以应该单独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