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查处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时，要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损违法人员人格尊严的做法。从字面表述理解，这一通知精神，值得充分肯定。

　　这一通知的进步意义，不仅在于亡羊补牢，以“坚决制止”这样的字眼，试图遏制多年屡禁不止的恶劣做法继续发生。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点出了游街示众等做法的本质是“轻视保障人权”，要求执法“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制止游街示众，此次通知并不是第一次。远则1984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严防反动报刊利用我处决犯人进行造谣诬蔑的通知》，1986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执行死刑严禁游街示众的通知》，198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近则有2007年，两高发通知：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见第48条），可谓三令五申。而且，此次公安部通知中定性为“执法方式严重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早在1988年通知中，就被明确指出“这种做法是违法的”。20年前的各个通知，立足点是游街示众“在国内外造成很坏的影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反动报刊利用我处决犯人进行造谣诬蔑”，功利判断强于价值判断，如今点出“保障人权”，进步明显。立足点不同，实现目标的途径和形式也就不同。

　　基于保障人权的出发点不仅适用于通知本身所指领域。公权力滥用对人权的损害，是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一些已经公认的有益经验，也有一些公认的沉痛教训。

　　教训之一，就是一个权力主体所犯的错误，不能完全指望靠它系统内部的自行约束来减少。一个系统内部的纠偏和约束，具有很多局限。即使是由一群最聪明最正直的人来主持这种内部约束，也很难摆脱这种局限。比如说，主持内部约束与纠偏的人，永远不可能像每个被伤害的人一样理解伤害的程度，所谓“感同身受”，只能是想当然罢了。

　　从之前的历史看，权力系统内部的纠偏、自上而下的约束，不管出于自觉自愿还是迫于外部压力做做样子，至少在形式上一直存在。但最糟糕的个人基本权利被损害的记录，也往往发生在这种内部纠偏与约束最密集的时候。很简单，权力能与之则亦能取之。什么情况下是正常执法，什么情况下是权力滥用，什么情况是“过火”，什么情况是“坚决”，若阐释权、判断权全在一端，就很难保证一直客观、公允。抓错了，打错了，甚至酿成“冤假错案”，最后无非是“委屈了”，“平反昭雪”，实现了迟来的然而究竟来了的正义。但在这个过程中，小则个人权益受损，重则千百人头落地。说亡羊补牢，可是对每个人来说，很多损失是永不能弥补与赔偿的。

　　而人类历史上人权状况最糟糕的时代，无疑也都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缺少足够敬畏的时代。所以，在那样的时代里，有人可以在无上正义的口号下对另一些人滥用暴力，但时势变迁，也一样可能被踩倒打倒，陷入万劫不复——有些情况下，即使身居高位，即使挥舞《宪法》，也无法保护自己。无他，若法制只服从于自上而下的内部约束，而并不诚服于个人权利的维护，这就是必然结果。

　　公安部此次的通知，点出“保障人权”的同时，也为制止权力滥用指出了另一条必由之路，这就是权利主体不仅要坚决实施系统内的、自上而下的约束，同时，也要鼓励基于法治的、自下而上的个人维权。并且，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的，至少是并行不悖的，是互补的——这种互补，也不是互不可缺。在一个已经时时以保障普通人权利为至上准则的法治社会，可能根本不需要权力系统内部频频纠偏，每个受害者都径直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为自己讨说法、争权益，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自有法律为他出头。“保障人权”才是终极目的，“执行法律”只是器具，而非相反。只要法外无“法”，滥用权力者不被特殊照顾，自然也就不必法外施教。或者说，理论上，在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中，如果个人维权得以张扬和保障，法律条文都得到执法者的严格遵守，原本是不必再三令五申，也能令行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