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他现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当晚虽没有“黄段子”，这名新人还是穿了一条裙子 他称之为“苏格兰裙”。于是，在这台晚会的6亿多观众面前，小沈阳一炮走红。小沈阳以男扮女装及低俗喜剧为卖点，人气迄今不衰，更成功从“二人转”演员一跃跃至大银幕，拍电视剧、电影。但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刊登文章，点名小沈阳是“最低俗的中国人”。（新快报7月28日）

　　本以为美国人更能包容，没想到他们居然对低俗的敏感竟超过了我们，至少，国内对小沈阳虽有一些质疑，但拥趸仍旧占据很大市场。再者，小沈阳连续两年登上明星过五关斩六将也难得一上的春晚舞台，足证其影响力并非仅局限于没有决策权的普罗大众。

　　小沈阳到底是不是很低俗？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厘清低俗的内涵尤其是边界。有趣的是，社会上抵制低俗文化的呼声不绝于耳，时常也见一些知名人士每每提及低俗现象便义愤填膺，至于到底何为低俗，却又往往语焉不详。但值得一提的是，春晚红人小沈阳显然没有堕入打击之列。

　　就现状表现而言，低俗代表了一种道德的意识抵制倾向，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低俗二字的概念自然会有所差异，但不同时代大众道德的普遍认知，理应是衡量低俗的重要标尺之一。以“拜金现象”为例，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个精神被严重扭曲的时代，其低俗范畴的界定早已超越了对金钱的贪婪迷恋，而异化为一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本能排斥，即便生活异常艰辛，食不果腹。

　　鄙弃低俗，意味者大众道德有着更为健康的理想与追求。但低俗往往又不能赶尽杀绝，这既因为难以界定与把握，也因为很可能涉及社会边缘群体的权益。李安的《断臂山》虽然成为当年奥斯卡奖的大赢家，但当初他拍摄此片时，犹如走钢丝，深怕触及公众道德底线，鸡飞蛋打，身败名裂。当然，大众道德并不一定总代表文化的真理，受历史、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大众的审美观念有时也会被扭曲。公权的责任恰恰表现在此，即当社会道德露出侵犯私权苗头时，积极捍卫少众群体的合法权益。

　　并不完全排斥公权力量对文化发展负有监管责任，但具体到低俗现象时，碍于道德的抽象与不可捉摸性，公权理当保持足够的忍耐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低俗有理，可以任其放纵，而是应透过多种社会舆论平台，最大限度争取公众共识，抑制削弱低俗文化的市场。

　　这样说，倒不是因为《新闻周刊》对小沈阳不大感冒，我们就应群起而攻之，而是我们理应就此反思，社会公共道德评价体系对低俗到底是否具备充分的话语表达能力，是否能够聚积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低俗现象形成足够的免疫能力，而不是寄望于行政判官，用权力告诉我们什么是低俗，什么不低俗。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