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状元——易祓传》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因为本书的主人公易祓是我故乡的文化先辈，本书的作者易凤葵是我的父亲。

　　出生农家的易祓，身处南宋，是湖湘文化中心地带——长沙不可多得的一位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是宋明理学时代湖南首屈一指的经学大家，典型的文宦结合、文以载道的历史文化名人。

　　而在此之前，没有人如此系统地考察和记述过易祓。因为易祓个人《宋史》无传，仅影影绰绰包含在同僚的传记中，虽有据可查、有迹可寻，却斑斑点点，难窥全貌。严格地说，这位被《四库全书》显赫收录、被《湖南通史》隆重记载、被中国学术史承认“其所著《周官总义》与王安石《周官新义》齐名”的湖湘状元，这位夫妇俩（妻萧氏）双双被《全宋词》留存代表词作的罕见文人，这位倡言“敌国有必败之势，中国有必胜之理”战略见解并坚决主张北伐抗金的南宋爱国名臣，由于历史本身的掩映和大众传播的限制，其“历史文化名人”的身份，并不广为人知。用今天的某些术语来说，易祓很少有“忠实粉丝”。

　　然而，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位“忠实粉丝”，传统文化、湖湘文化的力量，构成了他“追星”的理由。他把易祓的存在，看成一份文化荣耀，视为一个文化动力。他把易祓，看成中国百家姓中一个家族文化千古记忆的一时横绝，视为湖湘文化大地献给中华文化土壤的一款钟灵毓秀，当做国人个体生命为中华文明整体生命力所折射的一缕珍贵熹光。他的笔下，这本貌似易祓个人的传记，写成了一部超越个体价值的著作——这本书，是一个家族谱系的密档，是一册乡土文化的珍闻，是一篇生命高蹈的侧记，是一卷状元人生的正史，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

　　这一文化人格的核心概念，还是状元。这本书以特有的理念，诠释了中国古代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状元。非常奇怪的是，状元在官场上，是强势群体，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了“天子门生”的标志性人物，荣誉来了，地位来了，当官的大门打开了，而且官位是从朝廷当起，仕途是从中央起家。而在文化领域，状元反而又是弱势群体，文史哲，样样没有状元的归类甚至点名，人们只记得穷言易好的化外诗人和“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红楼梦》，只记得司马迁、司马光和孔孟、程朱陆王，而绝对不会把状元当成一回事。这是非常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

　　人们也许会说，状元虽然是一组历史人群的荣誉，但他们作为知识竞赛的夺标者，作文比赛的夺魁者，学的知识是僵硬的经史子集，写的文章是机械的八股九章，没有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哲学价值；状元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成名后都当官去了，人一当官，就是官样文章，文章就不好看了，也写不好了。这些看法肯定有些道理。状元人群的历史文化表现，确实没有什么整体的波澜，也谈不上有多少洛阳纸贵、长安居易的精彩个案。

　　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说，状元是政治的产物而并非文化的产物。回归历史原状去观察，状元更应该作为一种政治人才标杆来承认其价值。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以及连绵不断的状元、进士群体，撑起了帝国的行政大厦，促进了中国古代至近代人力资源的上下互动，维系了中国古代至近代社群结构的总体稳定。

　　而我同时认为，随着科举制在二十世纪初的彻底废止，“状元”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状元的政治性质却又消亡了，转而呈现为一种文化性质。这真是令人兴叹的历史辩证法。原状的状元已不再有，而喻意的状元又复活了，我们频频听到“高考状元”、“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样大众化的通俗的声音，状元以改变原义的方式，深入在了民间。于是我认为，这个时候的状元，已经拥有了不容小觑的文化意义——一种属于民间的、向上拼搏的、争创第一的职业化精神。

　　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所共同推崇的道德品质和智慧品格。今天的人们，可以在三百六十行竞风流，让“状元”二字重新写下震古烁今的生命春秋、创业春秋、报国春秋。

　　公元2009年，新中国六十周年之际，我的父亲易凤葵先生，站在公元1185年（南宋淳熙十二年）状元易祓曾站过的方位，感同身受，行文行思，深入浅出，为状元生涯写出了一种谢绝畸形审美的原型质朴。这里没有意识流、文学秀，只有字字句句的考证与解读。相信更多的读者，能够走进一个质朴而精致、单纯而丰厚、寂寞而热闹的个体生命所折射的状元历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