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1月29日，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一晃眼，已是半年时间。这部万民期待的 “拆迁新法”征求了何种意见，作了哪些修改，有没有具体的审议时间表，凡此等等皆在云蒸雾绕之中。有媒体援引国务院法制办有关人士的话称，拆迁修法已非当前工作着力点。也有了解内情的法律学者和律师称，新 “拆迁条例”或已胎死腹中。这些来历不明、模糊难辩的消息来源，映衬出政府信息公开的苍白。这些年来，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已经走上前台，拆迁变法何去何从，正是需要他们发声的时候。

　　有关拆迁变法的最新消息仍然来自专家。曾就拆迁条例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北大教授沈岿透露，新条例 “不会死的”，很可能与《土地法》的修改统筹考虑，兼顾到农村房屋征收与拆迁。但沈岿也坦言，拆迁变法已 “陷入两难”。

　　所谓 “两难”，无非是拆迁新法在 “为民众说话”还是 “为地方说话”中，难以抉择。三十年前的中国，政府既代表国家，也代表人民；立法者既代表中央，也代表地方。当时人们相信，没有超越集体的个人利益，也没有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地方利益。因此，不存在什么立法博弈，也不存在什么利益阶层。

　　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各阶级也随之阶层化。比如农民，现在已细分出乡镇企业家、乡村官员、小手工业者、农民工和纯粹的农民、失地农民等多种阶层形态。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分化。这些不同的阶层，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诉求，彼此之间无法再相互 “代表”。这使得立法博弈走上前台。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立法游说频频兴风作浪，中国正式进入了一个“立法艰难”时代。相较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快的立法记录，是一天通过了六部法律。而近年的人大立法，如 《物权法》、 《反垄断法》、 《劳动合同法》等等，无一不耗费了十余年，甚至是二十几年的时间。

　　拆迁变法的悬搁，同样源于立法博弈的作用。博弈的各方，有中央政府，也有地方政府；有普通民众，也有地产商人；有基层公务员，也有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一部牵涉多方利益关系的法，需要一个公开的、公平的博奕平台，来相互辩论，相互妥协。然而由行政立法部门所主导的这次拆迁变法，我们却看到了两个立法博弈平台。一个公开在公共媒体上，一个隐身于行政系统内。在明处的，无不强调拆迁变法应 “以民为本”，严格限制“公共利益”，无征收不拆迁，先补偿后拆迁。

　　但在公共媒体中，代表地方利益的声音缺席，立法博弈实则并未正常展开。公开的立法博弈实则已异化成了代表普通公众立法诉求的控诉大会。但同时，舆论声浪虽然强大，却无法推动立法进展。

　　而在公开的立法博弈平台之外，在行政系统内部，还有着一个更为有效的暗中博弈平台。地方的利益诉求正是通过这条暗线，传递到了行政立法部门的案头。如国务院法制办曹康泰主任早在今年2月就曾向媒体透露，拆迁变法 “遭遇了地方的不同意见”。民众和中央都希望扎紧公共利益的范围，但 “地方希望能够将之界定得宽一点。”

　　然而这种 “官员爆料”和 “专家爆料”一样，都没有明确点名信息来源。是哪个 “地方”希望将公共利益界定宽一些，宽到何种程度，公众无从得知。拆迁变法就卡在这里——行政立法部门试图暗中协调 “地方利益”与 “多数民意”的冲突，但这种协调已经超出它的职责与能力之外。

　　其实法乃社会公器，法所体现的，只能是多数民意。所谓 “地方利益”，其实质是地方领导利益，因为所有的民意都来自地方，也都是当然的地方利益。民意在舆论表达中已然聚沙成塔，拆迁变法的民间共识清晰可辩。将拆迁变法受阻视为 “地方利益”的阻挠，实是偷换了概念。立法是妥协的艺术。一部体现基本公义的良法，必然是公开、平等博奕而后妥协的结果。现今的两个立法博弈平台，民意在明，地方官意在暗。两种立法诉求无法碰撞，何来妥协？当务之急，还是要超越行政立法部门，将之纳入更超脱的人大立法中，让不同的意见在立法机关得到公开、汇总、辩论，进行实现妥协。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