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语

　　·林洁 梁克毅·

　　关于裴树唐，一直有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揣测”：24年前，审理裴树唐强奸一案的审判人员当时就是存有疑虑的。

　　因为，裴树唐这个“强奸犯”居然只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

　　如今，在司法实践中，强奸罪的量刑越来越轻。可是，在24年前可不是这么回事，强奸妇女的量刑都偏重，动不动被判处死刑的比比皆是。这几天，还有媒体专门回顾了1984年的一个冤案———由于当事人的误认和办案人员的不负责任，年仅23岁的河南小伙子魏清安被误判为强奸犯。他5月被枪决，6月真凶就落网了。

　　而7年有期徒刑在当年怎么看都是个有点怪异的“轻判”，更何况裴树唐这个“强奸犯”还死不认罪，没有任何可以从轻的理由。

　　可以查到的是“一审法院认定，当日下午裴树唐乘其他人下班后，对青年演员刘建萍起歹意，紧锁房门对刘进行了强奸，上列事实由证人、受害人证言证实”。也就是说，当年这个强奸案，仅凭受害人刘建萍的控诉以及其未婚夫的证言就定罪了。而那些疑点“受害人何以9天后才报案？”“受害人何以没有任何物证？”等等，全都被忽略了。

　　如许年，当一桩桩冤案被揭开时，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有罪推定”在作祟。

　　直到今天，“重证言轻证据”的例子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就在本报记者在甘肃探寻裴树唐“强奸案”真相时，被浙江警方误捕的广东打工妹林贝欣终于回家了，因为一张遗失的身份证、因为犯罪团伙成员在公安机关的一句供词，这个19岁的姑娘被警察千里迢迢“请”到了义乌，一路上还毫无遮掩地戴着手铐。

　　与裴树唐、赵作海、佘祥林比起来，林贝欣实在是个“好命”的人———她只失去了12天的自由、在看守所洗了几天厕所而已，不用花24年写申诉状。不论如何，这或许说明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在不断“完善”、不断“进步”中的，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公安政法机关办错案、抓错人的几率并不高。

　　可是，这就好比民航安全系数———它确实很少出事，它比汽车安全得多，但一出事就是大事、就是无法挽回的阴阳相隔，是再多的安全飞行记录也无法弥合的恐惧。

　　昨天，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伟发在出席一次会议时说，个别民警违法违纪案件时有发生，个别单位纪律作风有所松弛，队伍当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做多少工作，破多少案件，付出多少流血牺牲都难以挽回的。

　　司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是最不能被影响的。因为那牵扯着公民对国家的信任。

　　裴树唐也好，林贝欣也罢，传递的是同一种呼唤：中国刑事鉴证体系的完善步伐，应该要更快一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