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刊发评论文章《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联盟外交》，文章认为：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怀念传统的军事同盟并非明智之举，中国更重要的是应该进行国际合作的制度创新，因为“下一场战争”未必就是大国战争。

　　文章摘编如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力日进千里。如今，中国的发展速度已让世人刮目相看，尤其与美欧深陷金融危机、反恐战争泥潭形成鲜明对比。

　　曾几何时，中国在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中高举不结盟外交，并恪守韬光养晦战略，为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会。吊诡的是，在中国国家力量增长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对于国家联盟的呼声日趋高涨。

　　依笔者管见，仅陈述联盟与非联盟的条件和优劣，难以说明我们到底如何开创联盟外交的新局面。况且，种种意见均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应区分军事同盟与经济联盟

　　其一、何谓联盟？联盟或结盟，首先是一个军事或安全概念，指的是相关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军事互助承诺组织，这种承诺可以是条文形式，也可以是非条文形式。说白了，就是当联盟成员之一遭受第三方的军事攻击时，其它联盟成员必须倾己之力，共度难关，即患难与共。

　　中西外交史上，这种联盟数不胜数，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到新中国初期的中苏同盟等，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以及与之相对的华约，到如今仍健在的美日、美韩同盟，等等。

　　然而，相关专家在讨论中国到底还要不要实行联盟，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周边安全环境时，往往将军事联盟与政治经济联盟混为一谈。甚至有人认为应与韩日为盟，理由是东亚三国近期均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殊不知韩日均为美国的铁杠军事盟友。这明显混淆了东盟(亚细安)、欧盟以及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与军事同盟。

　　联盟或非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良方

　　其二、联盟能否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确实，从地理上看，美国在中国的周边编织了一个环形的同盟网络。从韩日到东南亚，再到澳大利亚(澳洲)，再到印度和中东及中亚，美国的盟友众多。若按照联盟者的逻辑，面对如此众多的美国安全盟友包围，中国若想塑造理想的周边安全环境，就得结盟拉派，否则一旦事发，则顾此失彼。若说美国的军事战略目的与中国无关，那是自欺欺人，但若说美国的军事同盟已经达到扼杀中国的周边安全的程度，那也是耸人听闻。况且，历史上运用联盟手段来解决国家间的安全问题，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的战略手段之一。

　　从二战后，当今国际社会应该说进入了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之中。在国家间常规大战可能性大大降低的情况下，将联盟作为中国应对安全的策略，一则不符合中国防御性的、不刺激周边安全隐患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二则，以联盟对付联盟，姑且不论能否解决问题，但那也只能是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最后联盟竞争导致战争，这是一个确定的自我实现预言。从历史经验来看，联盟之间的对决和竞争，导致战争的比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或许除了冷战东西方阵营对抗之外——当然，其直接结果是苏联崩溃。

　　军事联盟的利弊

　　其三、联盟的好处与弊端如何平衡？众所周知，联盟的价值在于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拯救危险。三国时代的孙刘联盟就是这样的例子：面对曹操的百万雄师，孙刘弱者联盟，共同对抗，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与此同时，联盟既有获益的预期，也同时存在诸多隐患：

　　第一、弱者将强者拖下水的危险。如果是强者和弱者的联盟，很多时候，小国狐假虎威，借助联盟的互助承诺而恣意妄为，将强者拉下水；而且即使不是强弱联盟，也存在这种“陷入”的危险。

　　第二、联盟互助可信吗？未必，联盟与背叛是硬币的两面。孙刘联盟之间猜忌和算计颇多，都想坐山观虎斗，希望自己获利，乘机剿灭对方。只是在鲁肃和诸葛亮识大局的前提下，才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然而暂时的联盟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联盟是面对重大危局之下才不得不寻求的策略，一旦危险消失，问题就接踵而至。

　　联盟不是什么新鲜现象，或许联盟可以成为国家危难时的战略手段之一。但把希望寄托在军事联盟的互助之上，这实在是过于危险，因为联盟与战争仅是一步之遥；而且，既然是互助，那么我们又岂能只想着贪图别人助我，我们又如何能控制住“盟友”不把自己拉下水？

　　 后冷战时代的非军事联盟

　　在如今大国战争的危险已大大降低的国际背景下，联盟的价值不能说完全丧失，但与其将希望寄托于“盟友”的援助，不如练好“内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拓展联盟的内涵：一方面将重点转向政治经济联盟，即开拓国际合作的新路径和新形式，同时应积极由传统军事“强联盟”向后冷战时代的“弱联盟”转变。

　　“强联盟”实在是太危险，而“弱联盟”形式灵活，内容多样，注重国家之间的多层次合作，重在国家利益的维护，而非军事互助。

　　比如，中非之间的“集团外交”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中国与周边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也可以开创新的制度形式，比如中俄、东北亚安全格局和东亚共同体、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等等，都存在大有可为的空间。

　　所以，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怀念传统的军事同盟并非明智之举，更重要的是应该进行国际合作的制度创新，因为“下一场战争”未必就是大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