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近日在柏林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表示， 西方社会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中国，并强调中国并不拒绝人权概念，也主张有批评。以下是访谈实录：

　　《时代》：傅莹女士，这次你出访欧洲，你认为欧洲大陆是属于未来还是过去呢？

　　傅莹：兼而有之吧。欧洲深植于过去，例如欧洲文学、欧洲对工业化的贡献。同时欧洲也属于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欧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在一个曾有过数百年战争和冲突史的大陆成立欧盟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时代》：许多亚洲人认为欧洲在没落。

　　傅莹：一些人有这种感觉，我不觉得奇怪。如果你是一位中国游客，从北京崭新的T3航站楼出发，在希思罗或戴高乐机场降落时，也许会说：“这机场怎么这么旧啊？”这类对比是有的。

　　尽管如此，我不认为中国人觉得欧洲经济上在没落。你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十倍；你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社会福利——这些都远远超过我们。我们很长时间都难以达到你们的水平。

　　《时代》：你觉得欧洲和中国一样充满活力吗？

　　傅莹：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经济上还依然充满活力。中国几乎每个省份和德国都有合作。当你购买来自欧洲的产品时，第一印象便是可靠和高质量。

　　但是欧洲人的言行给人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八十年代我从事过翻译工作，（一些外国代表团在）谈话中常涉及人权问题，我们的客人是带着名单来的。30年过去了，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发展，变化天翻地覆。保护人权已于2004年写入中国宪法，我们的法律和法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我看来，中国不论是在对人权的态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来中国访问的欧洲代表团的态度依然没变，他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责我们。我很少听他们讲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中国有个别人提出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但欧洲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印象似乎全来自这些政治极端主义者。

　　《时代》：我们欧洲人当然承认中国在诸如扶贫等方面的进步。但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是，你们政府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禁止他们自由地组建政党。

　　傅莹：当你评论中国做这个或不做那个，你是在用自己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在想，不知你们是否记得当你们处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时，你们的人权状况又如何？现在，你们创造了高福利国家，温饱对你们而言早已不是问题。而我们摆脱经济困难的时间还不长，我这一代人还经历过饥饿。如果你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如果你们总指望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么你们总是会被这种期望所迷惑。

　　《时代》：在人权标准方面，你是否愿意将中国与19世纪早期的欧洲相比较？

　　傅莹：清朝末期的中国著名学者希望借鉴西方人权理念，试图改革中国的封建体制，但他们很快发现，西方人对人权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根本不愿与中国人分享人权。在租界区，外国人凌驾于中国人之上，人权是精英阶层的专属品，不存在对话。中国的第一次人权浪潮未取得任何成果。

　　第二次浪潮是学生和工人运动，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遇了西方的封锁，由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劣，很多西方的理念，包括人权，都被拒绝了。2004年，“保护人权”写入中国宪法，你可以将此看作中国的第三次人权浪潮，取得了迄今为止的最大成就。此后，中国还颁布或修改了物权法和劳动法等，（这些法律）或许还不是很完善，但对于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现在，一方面中国并不拒绝人权这一概念，并在逐渐学习，吸收那些能够种植在中国土壤里的观念，使其在中国茁壮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反感别人强迫我们做什么，这种感觉让人不舒服。

　　《时代》：但对人权的呼吁不仅来自国外，也一直来自中国国内——从7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

　　傅莹：在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我们曾经历文化大革命，我们有成功的改革，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进步，满足了大部分中国人对政治稳定的要求。我们经历了西藏和新疆的骚乱，遭受过洪水和地震的灾害，也曾举办奥运会。你必须看到整幅画面。

　　回顾新中国60年的历程，你会看到我们曾有过的失误，也可以看到我们改正错误的能力，例如文化大革命曾使这个国家遭受创伤，没有人愿意让类似的事情重演。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仅仅去挖掘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是不够的，仅仅去倾听那些用你们的语言、顺着你们的心意说话的人是不够的，真正重要的总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在13亿中国人中找到极端主义者不是件难事，在任何事情上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只有真正弄明白什么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