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因撰写《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一书，曾搜集王伯祥先生的资料，并采访王伯祥之子王华。在这个过程中，王伯祥的绝笔之作《旧学辨》一再成为我思考的重点。

　　《旧学辨》是为中华传统文化做总结唱赞歌的，这样的文章写于“破四旧”的年代很容易惹祸。那么，为什么一位忠厚长者，非要在临终前写成此稿?

　　王伯祥，1890年生于苏州，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出版家。他曾撰《三国史略》、《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专著，主持编印过《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还选注了《春秋左传读本》、《史记选》等书，是一位了不起的国学名家。

　　“文革”中，王伯祥因其年龄大，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当文学研究所的众多研究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学习的时候，王伯祥仍可以较为安静地坐在他的四合院中，守着他满屋子的书籍度日。只是在83岁的时候，王伯祥得了一场大病，他再难以继续著述了。

　　王伯祥的最后岁月，内心常充满愤怒与孤独。作为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王伯祥很清楚地辨别着真与假、善与恶。尤其令王伯祥愤恨的，是盛行数年之久的“破四旧”。在这一旗帜下，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践踏。中国几千年积淀的精神财富，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当做“旧”来破坏来毁坏，这是王伯祥难以忍受的。他如鲠在喉，不能不说出长期压抑内心的呼声。他不仅私下里对儿女们说:“什么事物最旧?吃饭最旧。他们能废止吃饭吗?”在他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他迫切地想要写一篇文章，来讲讲“旧学”。

　　1975年8月27日，王伯祥在日记中写道:“对中国旧学的范围亦有较成熟的概念:凡文字、训诂、历象、声韵、历代章制因革、地理沿变，以至学术流别、艺林掌故、图籍聚散、金石存佚、目录版本之属，均需浅涉藩篱，粗举要略，始能择一专精，左右逢源，即所谓积厚流光，触类旁通也。往日谈此者，约举之曰:国故。侈言之曰:国粹。固非所宜而盲然不肯深思者，概以其‘旧’而鄙弃之，则不免病狂矣。每思作一《旧学辨》，以数陈之，力不逮也，今则已矣，姑留志于此。”

　　日记中所说的“力不逮也”，是指王伯祥的身体已非常虚弱，白内障更加严重了，仅左眼能见一线光明。所以他虽然很想写《旧学辨》，但只靠自己的力量是完不成了。最后，王伯祥决定由自己口述，由幼子王湜华笔录之。写完之后，王伯祥又一再斟酌，几番修改，最终定稿。这是王伯祥生平最后一篇文章，文章虽仅千余字，但包罗万象，尤其针对性地对“破四旧”予以否定，这样的文章，在当时写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当然也无法公开发表。于是，王伯祥嘱咐王湜华，以毛笔将全文工整地抄写十余份，分送给当时还常有联系的极少数最亲近的朋友顾颉刚、叶圣陶、俞平伯、章元善等先生。诸先生读后甚为惊喜。俞平伯写信给叶圣陶，问:“伯翁近作《旧学辨》想已得读。”叶圣陶回信称:“伯翁之《旧学辨》已获读，列举旧学所包之广，恐将令问津者却步。”当然，这样的话只能在私人书信中一笔带过，并不敢大肆地宣传。

　　启功看过《旧学辨》，称道不已，私下给王？华一个提议:“老爷子开了这么个单子。将来你应该再诠释一下。”《旧学辨》已被详细地记载于王湜华所著、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伯祥传》中，有志于国学的读者，应该好好地读一读。

　　《旧学辨》是在1975年中秋完成的。三个多月后，王伯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