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个人的不爽、“县里唯一上市公司”董事长的不爽，都可以成为动用公权力的正当理由。我们不禁担忧地想问上一声，如果遭遇刑拘令的不是北京记者，而是遂昌县的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百姓，事件将会如何进展？

　　继调查报道的记者被西丰县进京抓捕，继河南灵宝王帅发帖被跨省追捕，基层公权力斗法舆论监督事件又有了新的戏剧性桥段：《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内幕”，浙江遂昌县公安局以“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予以刑事拘留，并在网上全国通缉。

　　此事过于拍案惊奇，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仇子明，讥嘲遂昌公安，于是，浙江丽水市公安局迅速认定，遂昌县公安局对仇子明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立即撤销，并向其本人赔礼道歉。《经济观察报》报社领导称，“这是新闻界全体同仁的团结一致，共同捍卫新闻自由的结果”。

　　是的，相比此前类似事件，这一次纠错更加神速，几乎没有超过24小时。然而，理一理此事的根由，却很难让人高兴得起来。

　　一个明显荒谬且严重违法的刑拘决定，何以就被堂堂公安局通过并发出，何以就能顺利进入网络通缉？是谁给了遂昌公安这样的底气和胆略？

　　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有北京的记者电话采访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宣传部负责人，她很惊讶此事竟“惊动了北京媒体”，并不断询问记者从何得知此事。这说明，遂昌公安当初作出这一决定时，并没有特别深思熟虑，也没有预料到它传播如此迅速，会掀起滔天的舆论巨浪，更不认为会严重抹黑遂昌县的公权力形象。

　　这相当令人困惑。

　　也就是说，动用公权力充当某个利益集团的打手，“收拾”和摆平个把不听话的家伙，对他们来说驾轻就熟，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根本无需走法律程序，无需瞻前顾后，反正地盘是我的，我说了算——这样简单直线的思维逻辑，不独浙江遂昌有，辽宁西丰、河南灵宝也如出一辙。

　　这说明了什么？

　　首先，他们此前的经验表明，依照这个逻辑行事，几乎不曾遇到任何挑战。县委书记个人的不爽、“县里唯一上市公司”董事长的不爽，都可以成为动用公权力的正当理由。我们不禁担忧地想问上一声，如果遭遇刑拘令的不是北京记者，而是遂昌县的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百姓，事件将会如何进展？

　　其次，很明显，遂昌、西丰、灵宝等地官员对媒体以及网络的公共传播速度与力量，几乎完全无知；对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三令五申保障人民知情权、支持媒体舆论监督的指示，几乎完全无知；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空前热情，几乎完全无知。那么，依靠这样一群“无知”的官员来依法行政，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岂不是一种奢望吗？

　　是的，撤销对记者的刑拘令无疑是令人暂时欣慰，但这也仅仅是暂时。如果类似的“无知”官员还为数不少，还“潜伏”于基层公权力机关，我们就无法真正轻松。因为，假公济私的他们，太容易卷土重来了，记者尚有话语权，受到舆论保护，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公民呢，只能继续无依无靠？

　　看来，对基层官员的依法行政能力，有必要予以充分关注了。

　　相关报道见今天B63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