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昨天上午，浙江丽水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依法撤销7月23日对《经济观察报》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决定，并向其本人赔礼道歉。丽水市公安局认定，遂昌县公安局目前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

　　对于丽水市公安局的上述决定，我们应该给予积极评价。“通缉记者”事件发生并曝光以后，浙江警方在7月28日表示将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29日上午便做出“撤销刑拘”、“赔礼道歉”的决定，纠错之迅速，态度之诚恳，均值得肯定和赞赏。

　　不过，在肯定和赞赏之余，我们恐怕也要清醒地看到，撤销刑拘、道歉等，并非“通缉记者”事件的终点，而只能算刚刚开了一个头。要还原事件背后的全部真相，实现完全彻底的公正处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必须意识到，即使丽水市公安局没有做出上述决定，“通缉记者”事件的非法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已指出的，在警方没有查明记者的报道是否属实，且没能证明报道存在“损害企业商业信誉”故意的情况下，便草率以损害商业信誉罪拘留通缉，完全不具备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记者所履行的是舆论监督职责，即便确实对企业信誉构成一定影响，也不宜求全责备，轻易动用公权追究。

　　既然如此，遂昌县公安局当初为何在“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就匆忙决定对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并进行网上通缉？为何充当起企业构陷记者、排斥舆论监督的工具？这些问题值得追问，对于遂昌县公安局应被追究的责任，不能止于简单的撤销刑拘和道歉。

　　而对于另一方当事人，凯恩股份来说，既然刑拘、通缉记者“不符合法定条件”，那么，相关报道中对凯恩股份“侵吞国资、侵占国有土地”以及“关联交易”行为的种种揭露，无疑又值得和需要监管部门深入调查核实，并严厉追究法律责任。

　　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的报道权，并非一种孤立的权利，而是公众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重要权利的延伸和体现。因此，任何对正当报道权的非难、压制，都是对公民权利的损害、剥夺。在强大的资本势力下，公共权力部门动辄刑拘、通缉记者，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既是记者个人的危险，更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法治的危险。所以，对于“通缉记者”事件，必须进一步详查深挖背后的内幕、根源，并予以彻底根治。

　　（相关报道见A6·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