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施嘉奇

　　“你是主治医师，没有这种手术的独立主刀权。”前些日子，仁济医院泌尿外科紧急叫停了一台前列腺根治术。在科主任授权下，管理文员叶昕提醒这名医生：“你是否需要副主任医师的指导？”

　　这名主治医师同意放弃这台手术的主刀权。管理文员随即通知相关专业团队的副主任医师，重新收治这位病人。

　　“我们要保证把病人交到最合适的医生手上。”从2005年起，叶昕担任科室的“联络员”，当科主任发现某位医生超出诊疗范围或者并非适当人选，这个护理出身的姑娘就负责前去提醒。尽管最初常会弄出点不开心，但5年过去，医生们适应了严格的科室管理制度。

　　在记者看来，仁济医院泌尿外科推出这套管理制度，很是“勇敢”，因为它率先针对并打破了医生对医疗资源的“垄断”，进而为病人安排最适宜的治疗者和治疗方案。

　　在最敏感的部位“动刀”

　　在各大医院的各个科室，都有一个“规矩”：副主任医师以上专家拥有独立资源，而这种“拥有”很容易变成“垄断”。

　　这些医师，在各自专业范围里是有一定学术地位和知名度的专家，在科室内负责一个医疗团队，也分管若干张床位。渐渐地，团队、床位都成了专家的个人资源，如果缺乏“协作精神”，又没有“约束机制”，一些怪象便出现了——

　　不同团队争抢病人，不管自己能不能给患者最优治疗；床位是各个团队的“奶酪”，旁人轻易不得触碰；有的团队自不量力，施行冒进的治疗方案，却没人管……

　　仁济医院泌尿外科的“勇敢”，正是敢于在这个最敏感的部位“动刀”。按照新制度，专家与床位脱钩，不再拥有床位的副主任医师以上专家主要负责优化治疗方案；床位主管医生换成高年资主治医师，但他们的诊疗范围有严格限制。

　　刘毅东是仁济医院泌尿外科的一名主治医师，他领着2个住院医师分管6张床位，主要收治先天性尿道畸形、需作修复的病人；但当病人不足时，他负责的床位也收治其他病种的患者，由科室管理团队调度。每天门诊结束，科主任都要审核当班门诊医生开具的住院单，一看新病人是否由最适当的医疗团队收治，二看各级医生收治的病人有没有超出各自的诊疗范围。

　　不想得罪“自己人”就会得罪病人

　　病人进医院时总会想：“我这个病请哪个医生看最适合？”有时，个别医生跨领域、跨能力治疗，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仁济医院泌尿外科自行制定了不同级别医生的诊疗范围——这是推进医疗规范化的一大瓶颈。分管泌尿外科东部病区的副主任医师薛蔚说：“其实卫生部、专业协会的诊疗指南里，都有各级医生的资质界定和诊疗范围限定，但长期以来执行不力，因为这会得罪人。”

　　不想得罪“自己人”就会得罪病人。在仁济医院泌尿外科，3年以下住院医师只允许独立做8种手术，3年以上住院医师可以做17种手术，主治医师则可做30种……如果医生“越位”，就会被提醒或警告，负责这事儿的叶昕说：“大部分医生都能接受提醒。随着新制度的持续执行，我的提醒工作已经大幅度减少。”薛蔚则告诉记者，医生一旦违反制度规定并影响医疗安全，就得走人。仁济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主任黄翼然教授的想法是：“我希望医生们坦然承认‘我治不好这个病’、‘我需要帮助’。”黄翼然也常把自己的病人转给其他医生，“很多新的治疗方法不是我擅长的”。

　　把病人交到最合适的医生手上，医疗质量才能有更大的保障。泌尿外科是仁济医院手术量最大、出院病人数最多的科室，平均住院天数仅4.16天，而其医疗纠纷发生率和投诉率是全院最低的。

　　鼓励合作不能只靠提倡

　　近10年来，上海各大医院都在细分专业，一个专业分出几个亚专业；细分使医疗团队间的合作更显重要，因为病人所患的疾病往往不是单一的。

　　仁济泌尿外科目前已细分出男科、泌尿生殖系肿瘤、腹腔镜、泌尿系结石等6个亚专业，每个亚专业团队由一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专家领衔。这些与床位资源脱钩了的专家需要积极与主管床位的主治医师合作，帮助主治医师进步，否则就会失去床位的“支撑”。

　　不同亚专业之间也必须互相支持，不仅互转病人，还要共同探讨诊疗方案，一起攻克疑难杂症。“如果学科细分后没有合作，病人就会吃大苦头；患了疑难杂症或夹杂症的病人，甚至会找不到医生治疗。”

　　除了上下级医生、同级医生的合作，新老医生之间的合作更重要。“我们破垄断，就要打破少数医生的技术垄断。”从2001年起，黄翼然就推行住院医师的科内轮转制度——进泌尿外科的前三年，医生们必须在各个亚专业团队轮转，学习基础的诊疗方法，随后再双向选择，确定各自的亚专业。他解释说：“能上手术台的医生多了，掌握最新技术的医生多了，有资历的医生才会有危机感。”

　　在采访中，记者反复询问泌尿外科的各级医生：这种科室管理模式能否复制？他们的回答相同：“复制是要有勇气的！科主任要有敢于得罪人的魄力，同时科室内必须有一批有共同理念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