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杉

　　钱学森先生去世时，曾经留下“钱学森之问”。此时，钱伟长先生去世，我们依然想问，我们的教育到底能不能培养出大师？大师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短时间内我们看不到，但大师的培育并非无规律可循，此时，我们能够感悟未来的一些印迹。

　　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钱先生中文和历史考出了两个100分，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学习如此偏科，但钱先生却仍被当年的清华录取。这样的成绩，放在今天别说清华，就连普通的高校，也只能望门兴叹。虽然说，现在许多高校开始了自主招生，但自主招生的尺度再大，也未必能接受如此偏科的学生。

　　钱先生的神奇，还不只表现在偏科上。钱先生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钱先生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换在今天，钱先生能够转系成功吗？虽然许多学校给学生留下了转系通道，但也提出了若干附加条件。当年清华物理系主任也同样不收他。但经不过软磨硬泡，最终勉强同意试学一段时间。这么一次勉强同意，中国少了一个历史学者钱伟长，却多了一代科学大师钱伟长。

　　历史不容假设，我们还是回到“钱学森之问”上来，今天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对教育的重视都远远超过上世纪初，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伟长先生的经历无疑是其中一个答案。打开记忆的阀门，像钱伟长先生这样进入北大、清华的偏科生，可谓举不胜举。然而，今天呢？

　　让公众颇为无奈的是，一方面高校不敢开这样的口子；另一方面，口子一旦打开就成为权贵的后门通道。今天中国教育出现的问题，恐怕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门所能解决的。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