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黄咏梅

　　现在批评新版《红楼梦》多有责难李少红“尊重原著”弄巧成拙

　　我觉得她相当无辜

　　造成这样一种后果的，是影片的那些顾问，那些官府红学权威

　　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童年在重庆度过，1950年后定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陆续出版多部专着，2005年修订增补为《红楼望月》；同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系列节目，至2008年前后播出44集；这期间陆续出版同名专着四部，产生强烈反响。2010年3月又播出《〈红〉八十回后真故事》17集并推出同名新书。作品多次获奖，如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班主任》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儿童文学《看不见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都曾获全国性奖项；长篇小说《四牌楼》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法、日、英、德、俄、意、韩、瑞典、捷克、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

　　知人阅书

　　要允许《红》有新拍法

　　羊城晚报：您研究《红楼梦》（以下简称《红》）已经十多年了，也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并且在“百家讲坛”上讲《红》，深受观众的喜欢。日前，新版电视剧《红》的播出，遭到了很多方面的批评，您的看法如何？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新版《红》还没有看。当然，从传媒上看到不少对新版《红》的恶评。《红》小说自出现以后就不断被改编为各种艺术形式，比如曲艺说唱的莲花落、快板书、大鼓书，各种戏曲的舞台表演，连环画、年画、泥塑等造型艺术。电影发明出来以后，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电影人就将其改编成无声电影，后又多次将《红》拍摄为有声电影，开始是黑白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成为“孤岛”时期拍成的，贾宝玉由女演员袁美云反串，周璇饰林黛玉，王丹凤饰薛宝钗。后来又发明出彩色电影，彩色版的电影《红》也拍了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陆跟香港合拍的越剧《红》，王文娟饰林黛玉，徐玉兰饰薛宝钗，唱词写得很好，像现在大家动辄引用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句子《红》书里是没有的，是出自这个越剧里的。在香港，不同的电影公司拍摄过几种不同的《红》，林青霞在其中一部里反串贾宝玉。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导演谢铁骊拍摄了电影《红》，他也用女演员反串贾宝玉，电影里刘晓庆饰演的王熙凤反应不俗。电视连续剧相对来说是比较新兴的艺术品种，1987年王扶林执导的《红》现在仍在播出，买光盘在家里反复观赏的大有人在，许多观众都对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高度认同，邓婕饰演的王熙凤叫好的也不少。

　　有人在网上列出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八十多年来，包括港、台地区在内，中国拍摄的《红》电影、电视剧已逾25种，平均每三年多就会出现一种。

　　我说了这么多以往改编《红》的事情，意在提醒大家———要把李少红执导的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放在《红》改编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这是一次新的尝试。要允许有新的拍法，要允许失败，要允许尝试者解释、辩护。我想，今后，将《红》改编、转换为不同艺术形式的尝试还会层出不穷。这说明《红》确实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成为各代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就算新版《红》拍砸了，它也可以成为《红》改编史链条上有参考价值的一环。隔些年，肯定又会有更新版的《红》电视连续剧出现。

　　《红》的喜剧结局是官方红学权威认定的“原著精神”

　　羊城晚报：拍经典名著，难度在哪里？导演李少红强调自己是本着“尊重原著”的精神去拍，您如何看她这个观点？

　　刘：改编《红》难度尤其大。拿“尊重原著”这一点来说，《红》的原著怎么认定？就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对于何谓《红》原著，红学界存在分歧。

　　一种看法，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120回《红》，前80回大体是曹雪芹写的，是原著，堪称经典。后40回则是高鹗续写的，高鹗与曹雪芹不认识、无交往，高鹗续书由书商程伟元以活字排印出版为120回通行本的时候，曹雪芹去世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高鹗续书附在曹雪芹80回后出版，使故事大体完整，维持了其中宝、黛爱情婚姻的悲剧，是曹雪芹前80回流布至今的一个积极因素。但高鹗续书在许多方面都违背了曹雪芹原著的原笔原意。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曹雪芹不是没把《红》写完，不是写到80回就停笔了。曹雪芹是把《红》写完了的。可以考证出来，曹雪芹的全本《红》是108回，80回后不是40回而是28回，其内容跟高鹗的40回大相径庭。曹雪芹的后28回尽管迷失无稿，却是可以通过考证将其基本内容探佚出来的。高鹗所续的后40回不是经典，笼统地把120回的通行本称为“原著”也是说不通的。作为经典的《红》只能是曹雪芹的前80回《红》，或者说包括迷失了后28回的108回的古本《红》。周汝昌先生就是这样的看法。我今年在CCTV-10《百家讲坛》录制播出的《〈红〉八十回后真故事》讲座，以及推出的同名图书，就是阐释这个观点的。1987年王扶林执导的《红》，编剧就大体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前80回是经典要尊重，高续后40回非经典可以抛开。当时就没有照高续那样去拍什么“沐皇恩”、“复世职”、“延世泽”，而是根据当时掌握的探佚成果，去努力复原曹雪芹的原意，尽管不是很成功，却坚决保持了大悲剧的结局，体现出对曹雪芹及其笔下文字的最大尊重。

　　另一种观点，是红研究所、红学会的官方红学权威持有的。他们认为120回的《红》是经典。其实120回通行本也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附有护花主人和大某山民评语，叫做《增评补图石头记》，晚清、民初很流行，近年也有出版社印行，我个人，还有一些读者，觉得在通行本里，这个本子算整理得比较好的。但红研究所的权威们认为那也都不行，唯有他们以庚辰本为前80回底本的那个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20本子才是正宗，才算“原著”。新版《红》的投资方请到他们做顾问，他们就指定必须按他们校订的那个本子去拍。李少红只是投资方雇用的一个导演，她只能按官方红学权威的指令去拍。结果拍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

　　其实以往改编《红》，除王扶林版外，都大体是按照120回里的故事来拍，不过对高鹗所续的后40回，也没有当做“原著”照单全收的，都是取其精华———宝、黛爱情悲剧，弃其糟粕———沐皇恩、复世职、延世泽（所谓“兰桂齐芳”），总体上把握住大悲剧结局的。

　　当然，红学研究素来聚讼纷纭。红研究所现在提出，通行本的后40回究竟是谁续的尚无法确定，因此，他们搞出的那个本子现在出版时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民间红学研究者有提出《红》作者是洪昇或曹頫的，我觉得这些观点都值得尊重，都可以继续讨论。学术问题是不能以行政方式，比如开会统一思想，发类似“红头文件”的“纪要”来加以解决的。

　　现在批评新版《红》多有责难李少红“尊重原著”弄巧成拙的。我觉得她相当无辜。造成这样一种后果的，是影片的那些顾问，那些官府红学权威。他们或许需要站出来向广大观众有个交代：大喜剧的结局，就是您们想弘扬的“原著精神”吗？

　　“红学会”普及《红》的工作成效很差

　　羊城晚报：您对《红》的有些解读引起过一些“红学”专家的“愤怒”。您是一名作家，为什么想到要去研究《红》？

　　刘：如果我是一位机械工程师，研究《红》引出诧异是必然的。作为一个作家，研究《红》竟然也让很多人诧异，这倒令我诧异了。我研究《红》，跟那些官府红学权威完全不同，我是从作家写小说的角度切入的。《红》教给我太多太多。正是在研究《红》的过程中，我借鉴它写出了具有家族史、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四牌楼》，虽然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自己觉得《四牌楼》比《钟鼓楼》好。在今后的小说写作中，不消说，会继续从《红》研究中获得丰富的营养。

　　羊城晚报：“红学”专家，是否由权威机构或者体制来认定的呢？

　　刘：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是这样的。官方有红研究所，衍生出红学会，出版《红学刊》，其前领导虽然离休了，现领导人是他们选拔出来，延续他们的观念和学风的。他们会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发布纪要，要求以他们的观点为圭臬，批判他们认为是错误的观点。民间红学研究一直被他们压抑。他们也一直排斥周汝昌先生。现在在大学里任教讲授《红》，或在科研单位研究《红》的人士，大体上都需皈依他们的观点、为他们认可方可顺利通过职称评定。但是多年来他们在弘扬普及《红》上的工作成效很差。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很随便地说出“《红》有什么了不起的呀！”“研究《红》是吃饱了饭撑的!”其实这首先是对他们以官方形式存在的否定。2000年我曾到英国去讲《红》，我发现，在英国，从女王到街头乞丐，从银行家到抢银行的劫犯，从学者到嬉皮士，他们在对待莎士比亚的态度上是高度一致的，个人可能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戏，不读他的剧本，但没有人会说“莎士比亚有什么了不起呀！”“研究莎士比亚是无聊堕落！”英国人达成共识：“没有莎士比亚，也就无所谓英国！”这一点值得我们参考。《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文本，是我们的民族骄傲。

　　周汝昌先生一再宣布，他不是“红学家”。意味深长。作为民间红学研究者，我没被他们打压下去，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我根本就不需要红学方面的任何职称、岗位、头衔、标签，我不靠这个吃饭。

　　打算拍《红》后八十回真故事

　　羊城晚报：从您的“揭秘”性解读里，可以列举几个您认为比较满意的发现吗？

　　刘：我在cctv-10《百家讲坛》录制播出的关于《红》的讲座累计已达61集，相关的著作如《红楼望月》《刘心武揭秘〈红〉》[1-4部]《〈红〉八十回后真故事》等发行量累计已逾百万。我对《红》的研究，主要利用两个方法，一是原型研究，一是文本细读。我的比较独家的研究心得有：秦可卿的原型可能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允礽在第二次被废前夕未到宗人府登记而藏匿到曹家的一个女婴；秦可卿和贾元春是贾氏宗族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政治形势下的两面投资；贾元春之死与一件古董———腊油冻佛手———有关；曹雪芹为贾迎春写下“独在花阴下用花针穿茉莉花”的图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贾探春原可能嫁入南安王家，最后却被充作郡主远嫁茜香国“和番”；贾惜春在跟尤氏拌嘴时让尤氏把丫头入画带走“或打、或杀、或卖”，那“打、杀、卖”的排列顺序，是与当时皇帝处置罪家的方式对榫的；王熙凤在曹雪芹笔下的后28回里，有“扫雪拾玉”的情节；后28回里的狱神庙一回，究竟写到些什么；坑害巧姐的奸兄不是贾芸贾蔷而是贾兰；李纨的原型原来与王夫人平辈，贾兰的原型并非李纨原型亲生而是抱养；薛宝琴后来“不在梅边在柳边”，她未能嫁到梅翰林家而与柳湘莲遇合；妙玉与宝玉的关系并非情爱关系而是精神上的深度相通，最后在瓜州渡口，妙玉为解救宝玉和湘云与忠顺王同归于尽……我考证出曹雪芹写完了全本《红》，最后一回即108回有《情榜》，贾宝玉作为绛洞花王单列，然后是九组共108位金钗，我在《〈红〉八十回后真故事》里甚至试着拟出了符合曹雪芹原意的后28回回目。

　　记者：假设一下，要是请您来翻拍《红》，当编剧，您会更侧重从哪个角度表现？

　　刘：我不打算做这件事。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北京一家相当有实力的影视公司前些时已经跟我签约，买下了《〈红〉八十回后真故事》的电视连续剧改编权。他们打算在五至八年的时间里拍成一部电视连续剧。

　　国学、名著不需要虚假的热闹

　　羊城晚报：对于古典名著，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重写、重拍甚至解构性的“戏说”，这对名著本身是否存在伤害？毕竟，读原著的人越来越少了。

　　刘：只要对原著心存敬畏，从原著衍生出来的种种东西，哪怕是离谱的“戏说”，也不至于构成对原著的伤害。我再表达一次：可怕的是“《红》算什么东西？能当饭吃吗？研究它干吗？读它有什么用？”这类的民族文化虚无心理和轻薄态度。一个民族不能光做跟吃饭直接有关的事情，民族成员也不能都热衷于现实政治，总得有些人去做些离政治经济中心相对边缘些的事情，比如在一隅潜心钻研“哥得巴赫猜想”，或静静地研究《红》。

　　记者：如果说，前些年的“国学热”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国学的一种重新审视、重视，那么如何才能引发国人的“名著热”？

　　刘：国学，名著，其实不一定要那么热。尤其不需要虚假的热闹。当下，对于最广大的民众来说，急需培植的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总体尊重、敬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