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自十九世纪中叶，欧风东渐。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渐次席卷中国，西方文化的影响从器物深入到制度，再深入到思想观念。五四后的中国变化空前，显而易见，这场新文化运动深受西方影响，但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内部有没有其思想渊源？中国古代的哪些哲学思想、文学观念为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早在五四前后，吴虞、周作人、嵇文甫等人就注意到了晚明左派王学、公安派文学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体系内部，新文化、新文学渊源有自。任访秋受到他们的启发，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关联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其确定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他一生泛游书海，学术兴趣极广，不受现在学科划分的约束，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均有涉猎，对思想史也情有独钟。单从论著篇目看，他的研究不无散乱之感，但其实有一条主线，就是找寻、阐明从晚明到五四近三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路径，如他关于《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论文，都在阐发一个主旨：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实深受晚明文化革新的影响，因而才有那样杰出的成就。他关于袁宏道、龚自珍、鲁迅等人的研究，时代跨度很大，却因三百年文学发展线索贯穿，而自成体系，特色独具。这种独特视角，使他的研究卓尔不凡，为学术界所重视。

　　从二十多岁到八九十岁，任访秋对于新文化、新文学渊源的思考都不曾懈怠，即便在抗战——民族最低谷、被打成“右派”——个人最低谷等时期，也不曾懈怠。

　　与周作人的师生缘

　　抗战最艰难的四十年代初，任访秋著述中提到周作人时不写全名，写成周□□

　　1931年初，正读大二的任访秋对晚明公安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书籍，凡晚明文坛与公安派有关的文人集子，都要浏览。

　　任访秋对公安派产生兴趣并非偶然，这与当时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公安派是明朝晚期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倡导文学革新著称，其思想导师，是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李贽。明朝晚期，中国市民阶层发展壮大，左派王学即代表了这一新兴阶层，他们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代表人物李贽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公然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表现出怀疑一切，砸碎偶像的非凡勇气。他倡导“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在文坛树起个性解放的旗帜。以“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尊崇李贽，反对当时盛行文坛的复古拟古之风，倡言创新，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因被视为“异端”，明末清初的时候，李贽受到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排挤，而在乾隆中叶后，封建专制日甚，李贽的影响衰微。但到了清末民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李贽。1905年到1908年，《国粹学报》曾不断地刊行他的著述，《天义报》也刊载文章推介他。五四前夕，吴虞写《李卓吾（李贽字卓吾）别传》对他的思想全面阐发，并大加礼赞。

　　而就在这个时候，周作人发现，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与晚明公安派竟然十分相近，于是他开始研究公安派。任访秋正是看了周作人的有关论述，对公安派产生了兴趣。

　　为了查阅公安派资料，任访秋慕名拜访周作人，周作人热情待客，并将珍贵的明刻本袁中道《游居柿录》借给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那时，周作人学问好，名气大，对青年宽和热情，形象很阳光、很正面，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被日本人利用成为汉奸，才更为国人不能容忍。

　　到第二年，任访秋的研究兴趣集中到公安派最重要作家袁宏道（字中郎）身上，写出《中郎师友考》，发表于北师大《国学丛刊》上，后又连续发表《袁中郎评传》系列文章，成为现代为袁宏道作传的第一人。

　　1931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招生，当时研究生招生制度不健全，任访秋虽然尚读大三，却也前去应试并被录取，导师是沈尹默。那时研究生可以不入校，只需与导师保持联系即可。不久沈尹默就任河北教育厅长，任访秋就跟很多人一样，成为挂名研究生。

　　1935年，北大研究院完善制度，要求研究生必须到校完成学业，否则取消学籍。这时，任访秋已大学毕业两年，在洛阳师范学校任教。接到通知，请人暂代洛师的课，自己前往北大报到。经与研究院协商，他的导师改为周作人，研究题目因此更换为“袁中郎研究”，与师生都很相宜。

　　数年前，任访秋与周作人曾有借书之谊，如今成了师生，更是频繁地出入西直门内八道湾周宅，借书或请教问题。

　　一年后，任访秋的论文《袁中郎研究》完成，答辩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主任委员胡适，成员为周作人、罗常培、陈寅恪、俞平伯。最终在无记名票决中，他以全票获得通过。

　　由于已经将家人安置在洛阳，任访秋在研究生毕业后仍回洛阳师范任教。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任访秋与周作人再也不曾谋面。对于这位老师，任访秋的感情十分复杂，抗战最艰难的四十年代初，他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的时候，提到周作人一律不写全名，而写成周□□，表示不屑提起此人名字。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已近乎失明的任访秋听说《读书》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周作人凄凉晚景的文章，就请一位研究生务必买来这期《读书》，并拒绝研究生读给他听，坚持自己单独读完。再次见到那位研究生时，他马上说起那篇文章，感叹唏嘘，情难自禁。

　　伏牛山中写就《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已为研究者普遍接受，而首倡者即为任访秋

　　在洛阳师范任教时，任访秋先生主要担纲“中国文学史”课程。为了编写讲义，他通读先秦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作家的原著，大大开阔了视野，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版图，有了更为清晰地认知。

　　抗战爆发后，日寇飞机经常袭扰洛阳，警报频繁，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几经周折后，洛阳师范迁到卢氏县涧北村，开始了八年山中办学的艰苦时期。1939年寒假前，任访秋接到河南大学文史系聘书，当时河大在嵩县潭头（今属栾川），文学院院长嵇文甫、文史系主任张邃青都是任访秋在河南第一师范上学时的老师，因为这层师生关系，任访秋愉快地接受了聘书，从此开始了与河南大学60年的缘分。

　　那是河大最艰难的时候，人员流散较多，有的课程很久没人讲授，但物极必反，此后河大非常重视学科和师资建设，因办学成绩出色，在1942年成为国立大学。

　　初到河大，任访秋被安排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散文选两门课。刚从中学（师范相当于中学）到大学，他担心不能为学生所接受。那时候，大学生对老师是很挑剔的，其中以北大学生尤甚。据说胡适刚到北大任教时，北大学生顾颉刚曾介绍傅斯年去听他的课，以决定是不是把这个新来的留学生赶出北大哲学系。傅斯年听了几次课，评价道：“这个人书读得不多，但路子走得对。你们不能闹。”这样胡适才留在了北大。熟知这些故事的任访秋初上大学讲台，内心不免有些紧张。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同学们反映很不错，他内心才踏实下来，算是在河大站稳了脚跟。

　　按照当时大学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文史系应开设“中国新文学及习作”课程，河大因为缺乏老师，从没开过此课。在任访秋到河大的第二年，嵇文甫同他商量，让他把这门课开起来。任访秋同意了，为了开好这门课，他需要大量的资料，河大抗战爆发后曾不断搬家，图书也因此多次转移，但所幸现代文学方面的书籍还保存比较完整，各种旧期刊，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以及重要文学社团的刊物，诸如《小说月报》、《文学周刊》、《创造季刊》、《语丝》、《新月》等等，大部分都找得到。这为他梳理现代文学发展脉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根据这些刊物，以及一些作家的文集，任访秋开始着手编写一门新课程的讲义，并且最终写成了颇为重要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这是第一本使用“现代文学史”作为书名的著作。

　　潭头位于深山区，周围群山静穆，南边伊河蜿蜒，天晴时，落日的余晖映出灿烂的晚霞，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这里颇给人以“世外桃源”之感。河大流亡八年，在此就停留了五年，在时局艰难、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得此安静环境读书求学，实属不易，河大师生都很勤奋。当时物资紧张，每个教师每晚只有一两生桐油做灯油，不少人都要工作到桐油燃尽、油灯自灭，才摸黑就寝，被称为“熬干灯教授”。任访秋也是其中一员，在潭头的几年，成为他学术上收获颇丰的时期，出版了《子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两部书，成为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任访秋在封闭的伏牛山中写出的《现代文学史》也有着独特的价值。文学史家黄修己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对这部书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至今，以“中国现代文学”概括这一时期的文学，已为研究者普遍接受，而首倡者即为任访秋。河南大学教授刘增杰先生认为，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任访秋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注重从文学思潮的角度，阐释五四文学革命前夜文学变动的意义，对文学由旧到新的过渡时代进行学理分析，为五四运动的“终于爆发”寻找到现实和理论的根据。他具体地叙述近代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状况，阐述新文学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探讨，“五四文学革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一个突如其来，不可理解的历史事件。”

　　任访秋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也沿着这一路径渐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