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执勤民警在湖北省委大院门口殴打一妇女事件，武汉市公安局党委7月29日研究决定，武昌区公安分局对少数民警违纪、打人问题的处置失当，造成不良后果，区公安分局政委陈建祥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免去其分局政委职务；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正兴负有一定领导责任，责成其做出书面检讨，并在全局通报批评。（新华网8月1日）

　　此前，此次打人事件的三名涉案民警已分别受到了记大过、调离公安机关以及记过处分。此次问责范围的扩大和问责级别的提升，多少也有尽快消除舆论负面影响之意。

　　但我们知道，问责并不是全部，它应当并且必须是对事件深刻反思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公众关注这起并不寻常的打人事件，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戏剧性，更不仅仅是希望看到涉案民警被严肃处理、相关领导被追责，而是希望借此事件，相关权力部门能够疏理出管理工作尤其稳维观念的某些偏差。然而很可惜，我们只看到了雷厉风行的问责，却没有看到有的放矢的反思。

　　相关部门对此次事件的问责可谓严厉，但由于只是行政处分而没有进一步的刑事追究，或多或少隐含了对打人乃是“职业行为”的确认。而此事所暴露的也是公众最为在意的，恰恰是“厅官夫人被错打”偶然背后的必然性。那么，相关部门有没有就“职务行为”上升为暴力寻找制度根源？有没有正面回答公众所提出的，打人的6名便衣所在“信访专班”的合法性问题？有没有以此为契机彻底整顿信访工作中存在的某些显而易见的弊端？至少是现在没有看到。换言之，如果相关部门仅仅将此事件总结为个别现象、执法作风问题，那么这样的问责同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相关部门的通报称陈玉莲为“一妇女”，刻意淡化她的领导家属和上访者的身份，试图将事件“还原”成一起普通的打人事件。但我们都知道，陈玉莲被打，正在于她是一名上访者。尤值一提的是，陈玉莲被打的同时，另有一对上访夫妻也曾遭暴力对待，而从6名便衣打人的熟练程度看，不难想象类似事件已经发生不少。可见，这起事件的问责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特事特办”，它不具备多少示范意义。安徽铜陵 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