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1920）

　　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

　　卡夫卡和他的女友菲莉斯（1917）

　　他不是媒体眼中的出版商，而是作家的知己，文学遗产保管者、编纂者、出版者

　　叶廷芳

　　近日，在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银行保险箱里长眠了半个多世纪的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遗稿分别重见天日。但媒体的报道大都集中在其归属的纠纷上，而对遗稿的最初保管者、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1884—1968）涉及不多。

　　一个成功者背后往往站着一位“贤内助”，一个成大器者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亲密的知己。而勃罗德就是卡夫卡的终生知己。他们之间犹如歌德与席勒，堪称千古美谈。

　　大学时代成挚友

　　关于勃罗德，媒体的报道大都说其是卡夫卡的出版商，不准确。应该说，他是卡夫卡文学遗产的保管者、编纂者与出版者。其实，勃罗德也是一位著作甚丰的著名作家，而且是门类广泛的评论家，先后在以色列和德国获文学奖。大学时代他与卡夫卡同修法律，结为知交。两人都爱好文学，常参加文学界的活动，并一起讨论生活和创作中各种问题。他和卡夫卡都是生长在布拉格的犹太人，都用德语写作。

　　勃罗德一直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更是卡夫卡意义的第一个发现者。早在1916年，当卡夫卡只发表了少数几篇小说时，勃罗德就敏锐地指出，卡夫卡属于盖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第一流大作家之列。基于这一远见，他一方面竭力鼓励卡夫卡把他的作品拿出来发表，一方面积极为他联系出版社。1916年，勃罗德在给《犹太人》月刊寄去一篇卡夫卡作品的同时，附了一封信给编者马丁·布勃。信中写道：“我同时寄给您一篇短小的卡夫卡作品的原稿，……要卡夫卡发表东西是极其困难的，要索取他的原稿简直必须去夺才行。”由于勃罗德这样执着的督促和努力，终于使卡夫卡在生前把他的一些主要的短篇小说发表了出来。

　　友谊的力量对于卡夫卡来说更具决定意义的，表现在勃罗德对卡夫卡遗嘱的决断上。卡夫卡没有把当作家作为目的来追求，他追求的是写作的可能和写作的艺术。而最后他认为，自己一生的这两个愿望都未能如愿，特别是在写作的艺术上觉得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卡夫卡晚年立下遗嘱，要求他这位最可信赖的朋友在其死后，将其所有的作品和遗稿“统统付之一炬”。

　　但勃罗德早已看到卡夫卡的不同凡响，他没有执行朋友的嘱托。相反，他付出极大的努力，把卡夫卡的作品和遗稿包括书信、日记、散页文字等很大一部分整理出版了。并且他先后两次编纂了卡夫卡的全集，使世人有机会看到这位开一代新风的作家的创作全貌，继而使卡夫卡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地位和意义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卡夫卡研究的推动者

　　作家兼学者的勃罗德作为卡夫卡创作的唯一见证人，先后写了《卡夫卡的信仰和信条》与《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和反抗》两部学术著作，对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其作品中的深层含义从民族心理、犹太教教义和神学出发详加分析，不乏独到见地，对卡夫卡研究是很大的推动。而当勃罗德走出书斋，以卡夫卡的生活友伴出现时，他通过对卡夫卡的生活经历及其外部特征的描写和记叙所展示的其性格的多种侧面，对于我们全面地、立体地了解卡夫卡，就更为重要了。

　　如果没有他以权威身份为古斯塔夫·雅诺施（卡夫卡的青年朋友）记载的《卡夫卡谈话录》作了鉴定，而单从作品中来了解卡夫卡，那么人们会很容易将其看成一个孤独、绝望、独来独往的人。事实上，卡夫卡绝不是这样一个毫无色彩、性格单一的人。勃罗德不但为我们证实，“绝对诚实是卡夫卡品质最主要的特点之一”，他待人总是谦逊退让，“不愿意委屈任何人”；而且向我们描绘了卡夫卡在日常生活中的合群和爽朗：“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虽然沉静得出奇；他观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癖。怪诞，而是自然的伟大、向上、强健、健康、坚实、简朴。”于是，“在卡夫卡的内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为争夺优势而互相争斗：对孤独的企求与跟人交往的意愿。但是，对于他来说，集体生活和有意义的工作才意味着最崇高的目标和理想”。

　　为了呈现卡夫卡性格内外矛盾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友谊在这里再一次放射出光彩。勃罗德通过撰写《卡夫卡传》来平衡读者心目中可能产生的倾斜。“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几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勃罗德说卡夫卡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舌头灵活得令人惊讶”。卡夫卡喜欢笑，也懂得如何逗朋友们笑，只要他在场，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这还不算，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无懈可击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勃罗德说，从卡夫卡的书中，尤其是从其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灰暗。“跟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

　　勃罗德作为作家，他还把卡夫卡作为艺术形象写进他的小说。他的《爱的魔国》中的加尔塔（Garta，与Kafka谐音）即是卡夫卡的化身。书中这样描写加尔塔的特征：“他的经历是有缺陷的，总是抓住个别的，对这个别的自然是怀着爱的紧迫性寻根究底；然而，永远做不到完美。”

　　卡夫卡生前的朋友固然不算少，但作为作家的存在，尤其是作为一个以“非文学”起事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存在，生前理解他的人却寥若晨星。像勃罗德这样的知己，何须多哉，一个足矣！（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

　　 新闻追踪：保险箱里有什么

　　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连续开箱行动登上了全世界各大报的文化版头条。据外媒报道，瑞银集团10个银行保险箱中藏有“巨量”此前从未出版的卡夫卡手稿、信件和笔记，其中包括卡夫卡与茨威格等多位著名作家的通信、多个手写笔记本、至少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以及其密友勃罗德与其他作家的通信。

　　这些手稿，是勃罗德在1939年二战爆发后，从布拉格偷偷带往以色列的。据说勃罗德1968年逝世时，曾立下遗嘱将遗稿赠给其女秘书（也是其情人）埃丝特·霍费。埃丝特在2007年以101岁的高龄去世，她的两个女儿继承了这批文学遗产。

　　勃罗德去世后，埃丝特一直试图将手稿外卖，但受到以色列政府的严密监督，其多次外带均被警察阻止。但她终在1988年得手，将卡夫卡名作《审判》的手稿通过索斯比拍卖行以198万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德国文学档案馆。

　　今年年初，特拉维夫一家法院要求埃丝特的两个女儿在1月15日前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达成协议，否则就强行打开遗稿保险箱。7月12日和7月19日，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保险箱终于被打开。（叶廷芳）

　　 东西碰撞：袁枚，卡夫卡的夜读知音

　　卡夫卡，举世公认的西方文学奠基者之一。在他短促的一生（41岁）中，一共写了300多万字。但他大学毕业后直到病退，自始至终都是一名保险公司的职员。虽然为了这个饭碗，他曾焦急万分。然而，只要他留在公司一天，他总是“恪尽职守”的。可想而知，他的读书和写作就只能靠业余时间特别是夜晚了！为此他简直不惜以牺牲健康甚至婚姻为代价。

　　卡夫卡创作最旺盛的那些岁月，他读书的范围大为扩展，以至于对中国的古代哲学和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清代袁枚的那首《寒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就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中国古诗之一。他在给未婚妻菲莉斯的信中曾多次提及，甚至有一封信中，用了不下1500字的篇幅大侃这首诗。显然，从这首小诗中，卡夫卡不仅找到了一位惯于“寒夜读书”的中国知音，而且还发现了一位与他的女友一样常来“夺灯”的中国“美人”。可谓无独有偶。

　　但卡夫卡是一个执着于现代小说艺术的探险者和殉难者，他因此而形成的夜读癖对一般的“美人”来说是忍受不了的。反过来说，像他这样的夜读迷，任何“美人”要来“夺灯”，都是他不能忍受的。在婚恋与写作的矛盾中，卡夫卡作了残酷的选择。（叶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