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侨报》文章

　　原题：中国当按停一下“快进健”

　　最近一期广州《新周刊》封面文章以“急之国”形容当下的中国：最爱“快进”，狂点“刷新”。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

　　的确，这可能是很多中国都市人的真实写照。中国人何以丧失了慢的能力？是对未来的焦虑让中国人必须加快脚步，以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焦虑并非收入微薄、为生活所迫的底层民众所独有，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更在“焦虑”的泥淖里无法自拔。

　　中国用“快”的方式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进程，主流价值观越来越肯定“快”的价值，认为“快”意味着高效益，意味着发展，意味着物质生活改善。在这样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下，中国人如同湍急洪流里的鱼一般，顺流而游也好，挣扎也罢，总会被裹挟着向前走。“快”让人们的心态变得很浮躁，很焦灼。

　　社会陷入焦虑，原因并不简单。中国社会正处急剧转型中，导致结构不稳定。比如，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不仅使产品的质量得不到国际的认可，更让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城市化太快，让很多城市的房价产生巨大泡沫；高校扩招太快，让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正在不断下滑；“汽车化”太快，一些大城市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拥堵不堪；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大干快上搞形象工程，一味追求GDP快速增长，盲目扩大投资，忽视民生问题，让资源更加紧张，社会结构更加不稳定，更无法形成以消费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负效应。工业化社会“效益至上”，导致了对速度和效率的极度渴望和崇拜，把许多人逐渐异化为庞大的机器系统的一部分。如今，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倡导“慢生活”，提出“慢主张”，希望从机器时代找回“人”的价值、尊严和幸福感。

　　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国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求快还是求好的矛盾，一再折磨着各级的决策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发展模式再度做出抉择。此时的中国，当按停“快进键”，进行适度的自我调整，审视前方的道路，确定发展的模式与方向。慢，并非停滞与懒散；慢，是为未来的“快”积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