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涿州市自2001年起，着力打造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大力招商，诸多采砂企业涌入。当地政府还默许投资者“先上车后买票”，甚至无证开采。为此，涿州当地的生态惨遭破坏，百姓不堪其扰，道路等基础设施破坏严重。

　　从2009年7月起，涿州掀起“治砂风暴”，对全市的河道采砂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宣布昔日“手续”一概作废，对于无证开采企业直接予以关停。如今，当地政府正背负着被行政诉讼和采砂企业盗采的双重压力。（《新京报》8月2日）

　　报道中颇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是，涿州官员声称，尽管当地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但下了决心要取缔砂石厂，这已是涿州市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而在2001年及其后的几年里，采砂业招商引资，却是当地党政领导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就是说，2009年版的政治任务，在于否定2001年版的政治任务。前后两次，任务导向和内容截然相反，却必然带来一个共同结果：地方党政班子都（将）获得耀眼的政绩。

　　固然，如果根据其各自所处的年份观察，两个节点上，从国家到地方，对于发展问题的理解都发生了变化：之前，更加强调GDP增速，形象来说就是追求“更多”，《世界是平的》一书在中国备受追捧，就寄寓着官学商各界的乐观情绪；而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生态压力的显像化，科学发展观被提出并不断深化探索，促使对发展的理解被转换为“更好”、“可持续”。简而言之，不同时期，人们的认识论水平有差异，完全正常。

　　但具体到涿州从“兴砂”到“治砂”的转变，却不能简单解释为上段所述的那种结论。通过对当地两次“政治任务”从提出到落实各环节的分析，显而易见的是，当“兴砂”有助于带来产业繁荣局面的时候，当地不惜忽略拒马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和民众由此被影响的生活质量，轻易的突破当时已有的环境保护、水利法律法规；而当“治砂”迫在眉睫，已经与当地政府、各村签署具备法律效力协议的投资者，其合法开采权和财产权被无视，被“一刀切”，法律的尊严再次被践踏。涿州当地不同任期的领导，将自己的政绩诉求，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可以说，无论是法律，还是不同时期主流、时髦的政治术语，都只不过是地方官员政绩诉求的工具，需要什么用什么，用不上的扔一边。

　　这里就涉及到几个迫切需要国家层面，通过政策、立法等方式予以明确，并督促地方解决的问题：一是如涿州“兴砂”到“治砂”的政策变化，带来的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其间由于地方领导者对国家方针、法律的“选择性执行”，而造成的投资者经营权、开采权被“卡”，后者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根据什么条款，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

　　二是具体负有责任的地方政府及其时任决策者，应该为此担负怎样的责任？如何区分地方政府和个别官员的责任？对在任、已经晋升、退休的官员，怎样追究其责任？

　　三是怎样制止正在进行中的“选择性执行”？

　　四是如涿州“兴砂”到“治砂”的全过程，当地民众是始终的沉默者，地方政府改“兴砂”为“治砂”，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先前的决策存在弊病，民众在此期间付出的代价，应该得到怎样一种补偿？

　　及早对这四点问题做出界定，是很重要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改变地方落后面貌、抓住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机遇等迫切愿望，国内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各县市这两年都纷纷上马大工程、新项目，对被沿海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和“三高”产业青睐有加，地方特别是基层党政领导的政绩冲动十分显著。即便通过挂一漏万的媒体报道，也能发现，许多地方如今仍在重复走涿州式“兴砂”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