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区“城市三大基础工程”系列报道

　　昨日从成都锦江区传来好消息，该区“社会治理新模式”创新项目成功入围“2010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推荐案例。“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由中国城市论坛组委会、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等单位发起，自2004年成功举办以来，已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城市管理方面的非政府奖项之一。评审委员会对锦江区近年来街道职能归位、社区治理更新、社会组织激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该区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在实践上有新特点、在理论上有新突破、在改革上有新方向。

　　锦江区的改革模式有没有普遍推广的意义？两年的改革只是破题，今后如何走下去？针对这些问题，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了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裴泽庆教授。

　　锦江区的改革初具雏形

　　华西都市报：对锦江区展开的系列改革，您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评价呢？

　　裴泽庆：从2008年锦江区率先剥离街道办经济职能算起，尽管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锦江区的改革已经初具雏形，形成了三大城市基础工程。无论是改革效率还是改革效果，都具有历史性的突破意义。

　　如果要对三个工程的内在逻辑作一个归纳和梳理的话：街道职能归位是改革起点，社区治理更新是改革重心，社会组织激活是改革孵化器。过去，尽管我们把街道办定位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实际上招商引资、协税护税几乎成了街道的头等大事，哪有什么精力去搞社会管理？结果，不仅易造成政府的职能错位，还易衍生一些基层社会矛盾。这次锦江区把改革起点定位于“取消招商，回到院落”，无疑走好了改革破题的第一步，实质是用实际行动来回答政府到底该干什么、能干什么的大问题。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赋予社区治理更多、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如何有效推进社区自治，我们还很不熟练，也很不到位，亟需以改革创新精神去探索和实践。在此意义上看，锦江区的系列探索，实行政社企社分开，重构社区治理模式等，无疑具有创新意义。

　　激活社会组织，为什么说是改革孵化器？民间性、公益性、自治性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和特点。这使得社会组织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市场失灵。锦江改革的破题之笔，就是实行民间组织登记备案双轨制，相当于给社会组织“松绑”了。

　　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华西都市报：在城市快速发展中，探索基层治理机制的改革，想解决哪些城市诟病？

　　裴泽庆：在日益加快的城市节奏中，人们一方面能够充分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福利，另一方面城市病随之

　　侵入，诸如交通拥挤、就业紧张、人情趋淡、精神焦虑等交织在一起。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基层党委政府必须审时度势，因应变革，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外来居民、弱势群体、社会大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实现“城市，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共同愿景，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基层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社会动因。近年来，成都适时提出了一个基层政府从传统管理模式向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变革的新课题，这是一个现代政府如何从“善政”向“善治”转型的时代课题。

　　华西都市报：锦江区的领导曾说，经过两年的实践，改革只是破题，今后还任重道远。就此您怎么看？

　　裴泽庆：任何一项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动力与阻力的博弈较量。把锦江改革置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无论在思想认识层面，还是在体制机制保障层面，还是在文化环境塑造层面，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困惑和挑战，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的深层次问题要思考和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更愿意把

　　改革看作一个渐进性的增量过程。所以，只要下定改革决心，主动顺应形势变化，充分尊重民意，广纳群众智慧，改革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实。

　　建议：培育和提升公民文化

　　华西都市报：锦江区的改革模式，有没有推广的意义？

　　裴泽庆：这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一种模式能否推广或复制，主要有三点，一看其现实针对性，即看该模式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是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二看其制度配套性，即看该模式在实践探索过程中，是否已经形成了能够回答和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制度链；三看其技术可行性，即看该模式在技术操作层面是否切实可行，便于操作。按照这三个层面的要求，我认为，锦江模式具有较为广泛的推广价值和借鉴意义。

　　华西都市报：锦江区在改革中，您认为还存在哪些不足？有何建议？

　　裴泽庆：目前，还没有理由说锦江改革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样的话，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是一种对改革本身负责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一个“要不要改革”的世界观问题。当然，就未来而言，进一步观察锦江改革很难回避一个“如何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在此，我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第一，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可以考虑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作为改革取向和基本动力，进一步彰显人的主体价值，提升人的民主素质，激发人的利他动机，实现人的多元需求。第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基层治理机制改革与提升基层党的执政能力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第三，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依归，在改革进程中努力去除基层官僚化、行政化、功利化色彩，进一步培育和提升公民文化、民主文化、法治文化、合作文化、服务文化。

　　记者石莉芳实习生倪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