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我正就读湖南大学经济系，老师结合专业出了一道应时论文题：《论金圆券》。

　　我不谙论文，但对当时国民党政权自欺欺人，以一元当数百万元的所谓金圆券，替代当时流通的已不如草纸的法币，感触颇深。

　　我家住在长沙街上，并做了一点生意，深受国民党苛捐杂税和法币贬值之苦，这题就像引燃了我心中积压已久的闷火。我未多加思索，便愤然提笔，文思如瀑布奔泻，直指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化，治国无能，历数其搜括民财，无孔不入。记得最后一句大意是：让金圆券化作一张冥钱烧给即将完蛋的国民党反动派吧！

　　当时学校还笼罩着白色恐怖，文本交出后，我先是一阵痛快，随后忐忑不安，担心惹出事来。

　　没过几天，文本发下来，出人意料，老师批了八个字：“字字珠玑，切近时弊”。

　　我拿着文本回到宿舍，正好遇上与我拼桌而坐的一位政治系的同学。他也在伏案写作。他笑着要抢我的文本看。我再三不让，他提出相互兑阅。

　　我要求先睹他的习作为快，他欣然同意，我只好应允。原来他写的是一篇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他分析当前，畅谈今后，读来很开眼界。他很看中我的这篇习作，连夸文字简洁，富有激情。话匣就此打开，我们谈了很多题外的话。

　　说实在的，当时，我和他虽然在宿舍拼桌而坐已有数月，但楚河汉界，各守本分，既少往来，更少交流。通过这次文本兑阅，我们好像成了新朋友。

　　这以后，我们交往渐密。他不但主动找我聊天，还主动找来当时市场上买不到、在少数同学中秘密传看的进步书刊给我阅读。

　　他的见闻很广，还多次与我谈到解放战争前线的情况。其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这在当时是被严格监控的。

　　我意识到，他已把我当做知心朋友。随着形势的发展，争取和平解放的声浪越来越高。我和他曾多次参加有关讲座和游行活动。

　　在一次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后，他肃然对我说：“你愿意参加一个进步组织吗？我介绍你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

　　出于对他的信任，我当即欣然同意。当时我虽不知他是地下党员，也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革命团体。此刻我的心也随之到达一个新的境界。这以后，我和系里几个协会的同志，在统一组织领导下，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扫除黑暗，迎接黎明”的斗争中，直到1949年8月5日迎接解放军过城：在锣鼓震天、欢呼群众如潮涌中，我第一次感受到革命胜利的喜悦和自豪。

　　长沙和平解放了，我们原以为从此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但，没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动员协会的同学参加接管长沙市的工作。有的同学不愿意，想留校读书，也没人做思想工作，只传来一句话：以后还可以返校读书。

　　我倒很乐意，因为我的父亲已于前一年去世，家中已无力供学。当时要人要得很急。我们系里协会的四个同学，两个去了银行，一个去了市总工会。我呢？要我参加“新湖南报、新华分社新闻干部训练班”的招生考试。

　　我很不满意，怕考不取。但我心里明白，这肯定是与我拼桌而坐的同学推荐。我那篇习作在他脑子里印象太深了。

　　没想到考试后，我被录取。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干新闻工作比干银行等其他工作更有意义。我高高兴兴进了“新干班”。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就被批准为第一批共青团员。

　　我非常感激通过一篇习作而结交的知己——与我拼桌而坐的谭献鑫同学，是他引导我参加了革命，又为我选择了新闻工作。

　　解放后，谭献鑫同学先后到省委办公厅、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单位工作。因忙于工作，我和谭献鑫同学很少联系，只到他家拜访过一次。他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青年时代的好同学、好挚友、好同志。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可否还好，我祝他永远年轻、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