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烨捷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是大多数具备教育部认证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负责人的感受。

　　但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刘荣江向记者描述的却是一颗比锅还大的“老鼠屎”——“如果获得教育部承认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五六家的话，那么那些没得到批准，但实际在做的机构就有上百家”。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一些由国家正规高校牵头开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当时国家有关部委想着与其让资源外流去国外上大学，倒不如通过合作把资源留在国内，还能学习外国的教学经验。”

　　刘荣江在中外合作办学行业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他记得曾有一段时间，中外合作办学资质很容易获得，“一方面面对这个新兴事物，相关部委也没心理准备，不熟悉；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所以批得比较多。”

　　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出了问题，有的学生拿不到毕业证，有的中途退学，有的向媒体投诉被骗了，“这东西一多起来就管不住了，于是开始收口，不再批项目。”

　　有关部委不批项目，并不代表就没有人做。数年间，形式多样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摆在了公众的面前，1＋3、2＋2、3＋1，还有的索性4年都在国内念，这时，几乎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属计划外独立招生，“教学质量、培养目标全靠自律，谁也管不着。”

　　那时的中外合作办学，就像蘑菇，有的鲜美，有的有毒，公众必须自行取舍。

　　直到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才算真正感到了一丝“约束”。

　　然而这种约束，只有在那些真正想做名气、想培养人才的机构眼中才叫“约束”；而在那些只顾挣钱、唯利是图，不挣个盆满钵满不罢休的人眼里，那根本算不得什么。

　　“我们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条例，前不久还主动向社会公布了获得教育部认可的、具有办学资质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名单，大方向没有错，越来越完善了，可是对于那些乱来的机构没有什么惩罚措施，他办了也就办了，你能拿他怎么办？”

　　尽管现状混乱，但刘荣江仍然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国高校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很多人考不上大学，与其让他进入社会，浑浑噩噩地过下去，有条件的话倒不如让他读几年书，至少开阔一下视野。”

　　他教给公众一个判断中外合作办学“靠谱”与否的最简单方法——看入学条件，“肯定要看你高考成绩和英语水平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交钱就进的一般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