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至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合理调控人口规模展开调研，调研报告指出四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量逐年加大，调研组提出，完善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机制，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8月3日《新京报》）

　　流动人口增量加大让北京的一些部门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因此变着法子使其“团成一团，圆润离开”，如果说数年前北京政协委员张惟英，建议北京市设立人口准入制度，尚是一家之言，那么此次北京市人大的调研行动，则逐渐将限制外来人口落实到制度层面，再联系到前不久，北京大兴等地试点推行村封闭管理，以限制外来人口，则越发让人有不安之感，可以断语，一些人的“排外”思维即将形成制度性甚至立法化安排。

　　这次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建议，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强制”、“退出”“门槛”，这样的关键词分外刺眼。小企业大量吸附流动人口，解决了国家的就业压力，又带来了社会稳定，本应褒扬，岂能强制退出？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必然使生机勃勃的市场陷入凝滞之中，加大居民的生活成本。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小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的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

　　斯言不虚！正如一名在北京生活、工作40多年的老网友感叹，“我在北京退休多年，随着外地人一次次遭挤压，我们生活的便利也随之一次次被挤压。以前还只是清理卖早点卖小菜的，现在连小商店也要清理了。你们代表什么人民？你们也就代表北京贵族、权族，中低层老百姓的生活和诉求你们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顶多装装样子。”老人的话也许不无情绪化的成分，但显而易见的是，强制退出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必然使外来人口大为锐减，这些外来人口从事的往往是最低廉却与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低端工作，结果势必给中低层老百姓带来生活不便。

　　而且，强行令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退出，可谓用心狠毒，因为这样的企业一旦被退出，那些选择在此就业的外来人口将面临失业之虞，一旦无业可就，就不得不卷铺盖走人，这种釜底抽薪之举，是对外来人口的最大伤害。

　　公民有迁徒自由，有合法流动的权利，外来人口无论在哪里生活工作，只要他遵纪守法，就不能被排斥、被敌视、被驱逐；同样的道理是，那些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只要他们合法经营、诚实纳税，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强制勒令其退出。动用行政手段，迫使这类小企业退出，显然不是依法行政，暴露出相关人员的傲慢与偏见。其实，在竞争充分发酵的市场体制中，小企业退出与否，取决于他的经营状况，如果经营不善，他们会自动选择退出，就如一些年轻人在压力之下逃离北上广一样，离开与否应完全是自我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不是权力动用强制手段迫使其退出。

　　更该追问的是，外来人口为何蜂拥北京？这些小企业为何选择北京、又为何选择招收外来人口？这是因为北京集纳了全国的优质资源，为外来人口提供了一定的机会，而小企业之所以使用外来人口，也与这些人待遇要求不高、且勤勉敬业有关。据悉，来北京的流动人口大多是北京周边的河北、河南、东北等地区的人，而围绕北京这些周边地区，存在着有上千万的贫穷人口圈，一定程度而言，北京之所以富庶和发达，与这些周边地区的支持分不开，对这些地方的外来人口理应更加呵护才是，而不能厌恶地将其驱逐。

　　进一步而言，只有解决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乃至于协调全国经济发展，打破区域经济失衡，才能从根本上减缓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附效应。遗憾的是，一些决策者无视这一切，充满着傲慢与偏见，总想一劳永逸，总迷恋粗糙的堵塞思维，如此一来既不可能解决问题，也会招致民怨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