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赵国伟大的哲学家、儒家理论的继承者与发扬者荀况在其《君道》一文中写道:“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礼治主义思想，实质是对其所生时代及其以前中国社会统治方法的一种观察与总结，在其后的历朝历代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们无不奉守着此种观念:从齐桓公由衷地称管子为“仲父”，到唐太宗骄傲地宣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从刘备三顾茅庐对贤人的渴求，到清雍正帝以“有治人，无治法”作为其长达360卷“朱批谕旨”的主线，中国的历代王朝在其统治的政治实践上，无不强调“圣人”、“君子”对于国家秩序化的重要，也正基于此，众多的史家把传统中国的治理称之为“人治”的模式，亦可以说，在中国的封建统治中，统治者把国家长治久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对“有治人”的发现与使用上。

　　有趣的是，发源于西方国家的“法治”概念，其中心却是对“有治法”的探寻。尽管与中国的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终其大半生周游希腊半岛，努力寻求其心目中的“哲学王”——“有治人”，但其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却背弃了老师的谆谆教诲而提出了“法治即为良法之治”的醒世恒言，实现了从“有治人”到“有治法”的超越。古希腊最终被罗马取代，罗马人创造了世界的法治文明，后经中世纪漫长期间的孕育，到16世纪，法治主义已经在西方主要国家生成:从洛克的“政府论”到戴雪的“英宪精义”，从美国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到哈耶克的“立法、法律与自由”的三卷本，等等，一部部法学经典的问世，奠定了西方法治国家的理论基础，通过一代代人的法治实践，一个个法治国家最终生成。一个与传统中国之治完全不同的现象是:“有治人”隐退了，而“有治法”走到了前台。为此，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西方的法治主义实质是对“有治法”的探寻。

　　“有治人”之说存在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古人对中国“治道”的总结，其对立面是对“有治法”的反动，坚持“无治法”的法理;“有治法”主张存在于16世纪后的西方国家，是西方的法学者、政治精英们对西方“治道”的贡献。中国“有治人”的理据在于“为政以德”，把对国家治理的希望寄托于圣人道德楷模的树立，圣人是道德的化身，是绝对真理的代表者，这也是圣人行使其统治权力之合法性的所在，通过圣人的示范作用，把其身上的德性之光反射给社会中的君子，再通过君子传递给普通的黎民百姓，通过如此的层层模仿，使社会的有序化得以形成，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汉、唐、清等朝代能稳定绵延数百年的原因。而西方走的是另外一条“治道”，在哲学上，以“人性恶”为指导原则，坚信必须用法治的方法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如果说牛顿第一次在无规则可循的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中发现了秩序与规则，那么自法国的卢梭开始，在复杂万端的人类中发现了人所共有的天性，找到了使人类社会有序化、实现人的自由的方法——法治。

　　鸦片战争失败后，促使依靠“有治人”作为治道的中国人进行了自身的反省。于是，“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学说主张应运而生，中国也为此开启了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征程。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漫长的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磨合，我们最终移植了西方法治的一些理念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法制建设实现了从“有治人”到“有治法”的转型，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西方的法治之花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在中国结出了西方法治国家那样的法治之果。如果从清末的洋务运动起算，至今日我们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已达150年，我们在取得一定的法制成果的同时，也陷入了法治现代性所固有的困境之中。就目前而言，最为现实的问题是:公民普遍地不能信任司法;守法精神不能在公民中树立;官员的贪腐层出不穷;社会的不正义处处可见……“中国法治何处去”成为摆在决策层、法学者面前的一道现实的课题。

　　其实，从中国近几年的法治实践看，实现中国法治的目标，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有治人有治法”二者的辩证结合，挣脱使二者绝对对立的西方传统法治观念的束缚。就目前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来说，同时强调二者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当然，在我们努力发现与培养“有治人”的同时，更应坚持“有治法”的探索。任何一个“有治人”必须坚持“有治法”的底线;任何超越法治底线的行为都是对法治的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呼唤坚守法律的“有治人”而不是相反。

　　其实，孟子早就有言:“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二者的结合才是真正的今日中国的“治道”，它应该构成今日中国法治的真谛，也应是今日中国法治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