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3日央视《新闻1+1》播出《农村扫黑：斩草，除根！》，以下是节目实录：

　　主持人(董倩)：

　　欢迎收看《新闻1+1》。

　　农村的稳定还有治安一向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但是如果一个村的村委会的主任是黑恶势力，那后果又会是什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发生在北京和广东的两个事例。

　　(播放短片)

　　解说：

　　18名被告，20多名辩护人。昨天，北京市二中院对北京密云王晓雷恶势力团伙案件进行公开审理。而就在一个多星期前，持续12个小时的庭审，殷卓波黑帮案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

　　广州的殷卓波是谁？北京的王晓雷又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联系？其实他们除了都是各自所在团伙的黑老大之外，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村委会主任。

　　非法采矿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等，这是检察机关指控王晓雷涉嫌的多项罪名。而广州南港村村主任殷卓波则被指控涉嫌犯有包括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寻衅滋事罪等等11宗罪名。当零零总总的罪名加载到村主任的身份上，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同期：

　　叫什么？

　　王晓雷(犯罪嫌疑人)：

　　王晓雷。

　　同期：

　　王晓雷。

　　解说：

　　就在今年2月，王晓雷雇人在村西南角毗邻大秦铁路的树林里开始挖砂石，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片林子就被挖出了一个约百亩2尺深的大坑。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被村民描述为昔日绿树成荫的地方，如今满目疮痍，被砍倒的树来留在坑边。

　　根据媒体报道，多年的盗采沙石，让王晓雷和王辉兄弟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成为了他奢靡生活的资本。在平头村，街道坑洼不平，村委会简陋不堪，而一村之长王晓雷的豪宅却是青砖碧瓦。

　　据王晓雷向民警交待，他平时打牌玩二四八千的，打麻将二十万封顶。除此之外，王晓雷还喜欢养狗，光是藏獒就有50多只，其中一只价值就超过百万。

　　王欣(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他自己有狗场，有车队，然后自己开着车，经常开的车是一辆途锐，还有一辆奥迪的A8。然后在密云县城有公寓楼，就从这些方面吧，可以说经济实力应该是很雄厚。

　　解说：

　　而在广州，2000年靠赌博等手段聚敛巨额钱财的殷卓波，在2008年当选村主任后，带领治安队员强行向村内工厂、企业、商铺、卖淫女等收取综合治理费。为了争抢工程，殷卓波还指使多名组织成员发动村民到广清高速扩建流溪河大桥工地，和武广铁路施工现场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阻碍施工。

　　(字幕提示)

　　2006年

　　强迫他人过户房产

　　2007年

　　逼迫村民低价租塘共约245亩

　　2007年

　　利用职权收好处费83万余元

　　2009年

　　殷卓波在为经村委会和村民小组长集体讨论决定的情况下

　　指使他人向外承租

　　4850平方米沙场土地

　　同年

　　殷卓波将其分三次租出

　　将15万余元租金据为己有

　　2009年

　　阻挠武广高铁施工

　　导致武广工程被迫停工

　　经济损失1721439元

　　解说：

　　如今，当王晓雷和殷卓波以黑老大和村主任的双重身份站在法庭上，等待他们的将是法的审判，法官会给一个惩罚的结果，而另外一个答案却需要全社会来追问寻找，那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可以横行乡里，而且最终竟然会获得村主任的职位，我们该如何让黑恶势力无法染指农村基层组织呢？

　　主持人：

　　这两个村委会主任，不是说上来以后变黑的，而是他们上来的时候就是黑的。但是村委会主任是村民们选出来的，我们怎么理解村民们的这种选择？

　　白岩松(评论员)：

　　我们从表面上看，不管是在广东对这个案件的审理，包括在北京对这个案件的审理仿佛是孤立的，但是其实不是，它透露出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在我们的基层，究其在村子里头，出现了很多以黑为手段，然后披上了红色的外衣，最后让自己获取金色的利益这样的一种整合。所以之前他们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仅是这两个案子当中的当事人，包括过去很多在村子里头已经出现的类似的这种事件，他们都是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这种途径，尤其是有很多人是通过不合法的途径，让自己攫取了很多的钱财，然后成为村子里头公认的能人。当他拥有了财富之后，他会一方面用黑形成了某种恐吓，但是同时又会施以小利，让村民们觉得……现在在很多农村里头会形成一种能人崇拜，觉得他要是带头的话，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更何况他也主动地施以小利。所以利用村委会自治这样一个选举的合法的路径，使自己披上了红色的外衣。

　　主持人：

　　换句话说，在目前，现在当下的这种农村的整个评价体系，还有认可谁是权威这方面，你觉得是什么在起作用，是你刚才说的能人吗？

　　白岩松：

　　我觉得一个是能人，另一方面可能是从对，现在实行的是村委会选举，包括整个自治这样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是民主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恰恰要用更加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它。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来在整个自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农民能拥有更强的民主的意识，知道小的利益有可能让自己损失大的利益，小的利益的获得有可能变成一种大的祸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乡镇一级的政府对各个村子从选举的监督，包括之后在行使他的自治权力的时候如何行使监督，包括我们警察，警方又如何对这样的村子实行一种监控，形成一种综合的治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暴露出这样的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我觉得透过短时间内，从北京到广东这两起案件，包括过去也有过类似的案件，我觉得我们不妨看出另外一个信号，那就是注意到了在我们全国各地的村子里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势力和出现了这样一种裂变，因此坚决地打击它。我们当然希望是能够斩草除根，而不是短期的一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