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者

　　对中国而言，如何应对他人的批评和赞美，从根本上是如何 ‘抵抗权力’（福柯所言），特别是来自在国际体系中仍旧强势的西方社会的权力。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中国面对国际媒体越来越多的审视是必然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说的国际媒体是指所有的中国之外的媒体，而不仅仅是西方媒体），这些审视中，有批评、有赞美，也是必然的。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试图适应这样一个趋势。但是，我们对批评和赞美背后的逻辑却没有仔细考虑过，因此时常会听到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声音和建议。因此，有必要对批评和赞美的逻辑——亦即批评和赞美的提出者本身所遵循的逻辑——作细致和深入的分析。以同一套模式应对基于不同逻辑的批评和赞美显然不是很好的方式。

　　批评的逻辑

　　整体而言，批评大致有三种逻辑：

　　第一种逻辑是真诚的、善意的批评。其基本出发点是希望中国能够进步。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而别人可能看得更清楚。或者是我们正在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因此，别人善意地警告我们。这些批评的出发点建立在批评者自身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而提出这些批评旨在帮助中国避免重复一些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围绕中国发展模式，尤其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上的相当数量的批评，无论其具体语言表达方式如何，都可以归入这个逻辑。

　　第二种逻辑是“功利性的”批评。其基本出发点是试图运用行为体对外部评价的敏感，迫使其以实际利益的让步，来换取某种虚幻的“好名声”。说白了，这种批评是一些具体谈判中的技巧，是一种用较少乃至近似零的代价的行为来迫使一方让步的一种谈判技巧。

　　第三种逻辑可以看作是“恶意”的批评。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或是“中国不可能做什么好事”。从根本上说，这种批评是批评者心中自我中心主义的畸形产物。在国际关系语境中，这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产物，混杂了自身相对衰落或落后所带来的失落感，以及基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及面子受损而产生的不满。一部分来自西方世界的批评是这一种批评，其背后是西方世界辉煌历史中长期积淀下来的族群自我中心主义，这种逻辑的极端体现是对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的种族主义。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批评也是基于这一逻辑的。

　　赞美的逻辑

　　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赞美大致也有三种逻辑：

　　第一种逻辑是“功利性”的赞美，其目的是“以赞美换好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此也没有太多免费的好话。这一类赞美的典型是“中国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了”，或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了发达国家了”。既然中国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了，那么多“承担国际义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显然，用几个词汇和标签就能换来真金白银的退让和援助是非常合算的买卖。面对这一类赞美，我们需要特别保持清醒，否则会很容易成为别人的“提款机”。

　　第二种逻辑也是“功利性”的赞美，不过其目标更加长远，逻辑也更加“巧妙”。这类赞美的目标是为了“唤醒民众”。提高一个群体内部凝聚力的一种常用方式是树立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因此，一个群体内的某些精英希望通过“赞美”对手的强大以达到唤醒群体内部的民众乃至政府机构。早年美国对“日本奇迹”和“日本第一”的追捧是这一类赞美的经典。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弗里德曼最近对中国的评价是这一类赞美的新版本。对这样的赞美，我们千万不能当真。当我们还在享受着这类赞美而洋洋自得的时候，对方可能已经转到激烈批评的频道上去了，或是对方已经把我们甩在后边了。因此，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赞美当真，其结果多半是经历一次次的激动-失望-失落-挫败的心理循环。

　　第三种逻辑是“真诚的赞美”，亦即对客观成绩与进步的真实肯定。这种赞美并不多见。从客观效用来说，这类好话没太大用处，因为基本上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如果听多了而高兴过头对自己也一定是坏事。因此，面对这一类赞美，我们也需要保持清醒。

　　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还在于上述类型的批评和赞美通常是混合出现的，而且其相互之间的转化非常频繁，表现形式也很多样。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加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们。

　　中国应有的心态

　　对中国而言，如何应对他人的批评和赞美，从根本上是如何 “抵抗权力”（福柯所言），特别是来自在国际体系中仍旧强势的西方社会的权力。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因此，真正的抵抗不应该是简单的“接受”或“不接受”，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期待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本身就是“偷懒”的表现。

　　尽管西方目前是国际社会强势的一部分，但中国同样也是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要因为西方的强势，就把“西方”等同于整个世界。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说“国际标准”、“国际社会”、“国际媒体”、“主流意见”、“与世界接轨”。对这些术语（它们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避免大而化之地套用，在不知不觉中“被建构”、“被社会化”、“被规范”。当然，我们也一定不能陷入排斥一切他人的东西而回到“精神上的闭关锁国”。

　　最终，我们的心态必须是“凡是对中国人民的福祉有益的，我们都应该学习并加以应用。凡是对中国人民的福祉有害的，我们都应该在仔细批评的基础上加以扬弃”。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批评了我们，我们就不吸取人家有道理的批评。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别人赞美了我们，我们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