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多家媒体报道，在山东，高温天气悲剧频发，济南多名户外工人中暑身亡，建设部门高温停工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济南市立三院仅31日一天接诊的40例中暑病人中就有11人经抢救无效身亡，山大二院、山东省立医院也出现多起中暑引发的死亡病例。据医院介绍，死者多数为建筑工人。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关学军说：没有监管部门，我们只是这么要求，它没有法律法规啊，他要是不执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高温关怀已被国家有关部门纳入工伤范围，“多名建筑工人中暑身亡”、“高温停工规定成空文”之类的新闻告诉我们，高温关怀仍有悬空状态，高温救助等更是企业自发行为，而不是强制性法律行为。不发降温费、不实施高温停工最多会受到道德谴责，因为没有规范的法律制裁，也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在增加利润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间，企业和老板更愿意选择前者，抛弃后者，而将员工的安全需要和健康保障扔到一边。

　　现行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是1960年出台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却要按照47年前的“暂行规定”办事，可行性、导向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特别是《标准》对不发放降温费、高温不停工等行为缺乏处罚措施和具体条文，企业违规难以追究，助长了违规者的违规动机。

　　仅靠“道德自律”去落实”高温关怀”，”高温关怀”会成为“空头支票”。社会观念已进行了及时跟进，“立法动作”不能迟滞于社会客观，不能坐视“高温关怀”成为墙上画饼而不闻不问。

　　应将“高温立法”工作提升日程，出台强制性法律。如果说过去，挑战高温是一种敬业精神，今天，高温已经和台风、海啸、暴雨一样，成了灾害性天气，我们应将高温关怀纳入劳动者基本权益构成，用人性化、细节化、小而美的法律条文为“高温关怀”设定操作性强的“法律直通车”，让假大空式的“高温作秀”无空可钻；用约束性、惩罚性条款对违规者严肃处理。高温救助不仅仅是一种道义和责任，更是企业主、老板义不容辞的法律责任。用法律规范用工者的高温救助意识，使之不敢大意和儿戏，用温馨、务实的条款提升员工的法制意识，增加自我保护能力。

　　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制精神的确立，倡导培养一种“高温关怀，人人有责”的社会文化认同和管理体制认同，使不履行“高温关怀者”成为一种羞耻行为和无德行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营造“高温关怀”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社会化和自然化。

　　令人欣慰的是有些地方已出台了地方性法律，比如2005年，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布《深圳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暂行办法》，“日最高气温达40℃全天停工、高温作业中暑应认定为工伤”。重庆市出台了《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37℃以上须发高温补贴”，“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不含40℃）为中度高温天气，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并暂停12时至16时高温时段工作。”高温救助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落实；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货真价实，用强制性法律制约“高温懈怠”以及漠视劳动者权益的漫不经心，高温关怀就能得到积极落实。（雷泓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