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8月3日下午在山东大学所作学术演讲中表示，培养基础理论人才所需要的费用并不高，培养一个理论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每年只需要10万-20万元人民币。他说，“一个教授年薪10万-20万，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

　　培养一个理论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是否每年只需要10万-20万元人民币还需分析。但丘先生将两项经费进行对比，却再一次让公众关注高校接待费、公关费高企的话题。

　　在网友对这条新闻的评论中，我看到不少帖子这样说：“学校不请客，连水电都没有，看你还搞什么数学和物理。”我不认为这是为校长们开托，而是说出了当前办学的一些实情。现实中，学校校长的请吃有时确实是不能归为乱花钱——如果与供电所、自来水公司关系搞不好，相比学校被停电、停水，花几万元请吃算得了什么呢？这类“不该花却不得不花”的钱，在某种程度上说，对高校办学的影响比乱花钱的影响还大。

　　归纳起来，高校“不该花却不得不花”的钱大概有以下几类：首先是“跑部钱进”的开销。高校的大部分办学经费来自政府部门，一部分是按人头拨付，一部分是通过项目立项拨付。通过立项拨付部分必然需要学校搞好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而就是按人头拨付部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好坏，也关系到是否及时拨以及会不会克扣的问题。

　　其次是迎接评审、评估的开销——为了获得好的结果，往往每一次评估、评审，高校都会组织专门的机构（包括联络组、材料组、宣传组、会务组），十几个人至少耗上一到两个月，单专家的评审费、工作人员的工资、会务费，就将是上百万。类似的开销，还有评奖、报奖、申报课题的公关等等。

　　在校领导班子层面，对于这些开销有高度一致意见：这就是“投资”，花得好，对学校还是有利的。

　　这些开支的存在，是由于畸形的教育拨款机制、教育评价机制和高校缺乏依法办学环境所致。我国没有规范的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不是严格按照教育预算进行拨款，教育经费分散掌握在有关政府部门，拨多少、怎么拨，由政府部门说了算；我国教育评价实行官方评价，而非社会评价、专业评价；高校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依法界定，有不少事走人情才能大开绿灯。

　　日前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教育评价要走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之路，如果推行这一改革，将一定程度减少高校在这方面的开销。但《纲要》依旧没有明确国家教育拨款机制和建立合理的高等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所以纵有舆论的批评，高校未来还会存在“不该花却不得不花”的钱。上海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