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前，为读在职博士而往返北京长沙的A老师，曾饶有兴致地跟我大论太子奶李纯途的命运，揭露太子奶没落对社会的诸多影响。其时，离李纯途被株洲警方逮捕的新闻见诸报端尚有时日。当李纯途被抓进入公众视野后，我才体会到A老师的先见之明。

　　A老师是80年代湖南大学金融学的老毕业生，对于太子奶没落的命运成因，多倾向于宏观分析，并立在他的职业视角之上，从政府决策的层面上表示出对目前发展经济的某种担忧：当地政府支持一些企业来创业，给予了大量的政策优惠，或通过政策倾斜引进外资等，但囿于制度环境不健全、企业家的道德认识有限等，当地政府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件层出不穷。

　　且不论政府该如何管市场，如何“不作为”，但有时经济决策刻意造成的某种市场竞争不公，不仅仅吞噬了相当多企业原本该有的发展空间，更是宠坏了一批企业。处处迁就，时时政策倾斜，这让那些获得政策扶持的企业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自认在获益的同时发展了当地经济，解决了当地就业，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稍稍有些经济分析能力的人都会明白，一家企业的发展，一名企业家的成功，都是大量地获取了当地大量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资源，或占用了一定的空间。

　　其实微观经济学上也有一个术语——“消费者剩余”——可以用来分析这一现象。“消费者剩余”即指一种物品的总效用与其总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之所以有这种差额，是因为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换一句话说，我们所得到的大于我们所支付的。我们购买某一单位物品，或投资某一单位，前面一单位的效用都比后面的一单位要大，直到边际效用或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效用或平均成本之后，我们才理性停止购买或投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企业获利是赚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产出的所投入成本远远不止其包括固定与可变成本在内的所谓总成本，这仅是有形成本或直接成本的一部分，而其他的成本则为社会所分摊，为公众所承担。

　　所以，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说，如果将这些社会条件（市场、安定、秩序等等）统统收回，那么，我们只不过是……靠树根、野果和野兽维生的野人。如果你说这些条件不是你所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无所谓占用。问题是，在占用公共资源经营企业的不是别人，是你。

　　马云曾说过一句话，如果我马云能够创业成功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80%的人都会创业成功。我不知马云说这一句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但我可以肯定他说的这一句话并无多少自谦。如果没有江浙一带小商品经济的繁荣，当初一心想办英语培训班的马云也不会歪打正着地开始了网上卖货，更不会有今日辉煌无比的阿里集团。

　　或者说，当初马云是在长沙，又是一种什么格局？纵然有十个马云，以其十倍努力，也无济于事，结果有可能是：他仍然是一个英语教师，或在办培训班时被新东方打败吧。

　　正是因为国内企业经营者的观念，或经营之道，过于浮躁，再施以娇惯的制度，又有谁真正关怀真正助他成长、并在财富上达到企业家身价的这个社会呢？不仅如此，政策的偏向，经营的短视，环境成本远游离于企业的决策之外或成长分析之外，环境的过度污染成为必然。再多的所谓治理岂非不屡屡枉然无效？

　　同样，在这一土壤里成长的企业经营者，也不太可能冒出多少真正对社会怀有感恩的慈善家。或许，当世界只关注划过天空的光芒时，又有谁去在意李纯途之流暗地变相地在吸收公众存款？又有谁能为其避开“自毁式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