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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魏救赵，解北京人口之困

　　经济中心，北京还是不要当的好。北京不必追求GDP，更不用什么产业都发展。不仅不用发展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甚至连高科技行业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发展

　　文/梁小民

　　最新公布的数据，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北京房价之高、交通之堵、环境之差，已使人们难以忍受。你能想象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500万时，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吗？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已成为上下的共识。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时，政府早已考虑到要控制北京人口规模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北京实施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对没有户口的“盲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理。但为什么越控制，人口规模扩大越快呢？

　　人们愿意进入北京，想成为北京人，是因为北京的吸引力太大了。这种北京的吸引力来自北京的发展思路。

　　解放后，北京的发展围绕一明一暗两个思路。明的思路是北京是首都，所以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就有了政府对北京的大规模投资。民国时期，北京不是首都，成不了政治中心，经济上远远不如天津、上海，文化上有几所好大学，拥有一批文化人，但当时北京也并非唯一的文化中心，起码上海的“海派”是可以和北京的“京派”抗衡的。解放后，北京什么都要当中心，各行各业发展迅速，自然需要人，那时许多人不愿意来北京，是“被移民”到北京的。

　　暗的思路是，北京人是“天子脚下”的居民，应该享有特权。说得好听点，让北京居民过得更好一点也有利于维护、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北京的物质供应就比其他地方丰富得多。许多外地生产的东西，当地买不到，只有北京才有的供应，那时，从北京到外地的人，都是大包小包地带东西，人们出差到北京，都是顺带手采购许多东西带回去，有几次把火车行李架都压塌了。据说，有工作人员请示周恩来总理，要不要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总理说，让他们带点吧，外地太困难。

　　在这两种思路的指导下，北京与外地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尽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但北京的人口还是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没有户口也可以在北京生活了，而北京的发展思路并没有变。因此，北京人口规模超速膨胀，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过去控制北京人口规模是用户籍制度加清理没有户口的“盲流”，现在市场经济时代，公民有流动的权利，过去控制人口的方法都作用有限或不能使用了，因此，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必须改变思路。新的思路应该是“围魏救赵”，即加速其他地方的发展，减弱北京的吸引力。“围魏救赵”不是压制北京的发展，而是在发展其他地方的同时，调整北京的发展思路。

　　首先，北京的定位不能再是政治、经济、文化样样中心，要突出北京的特点。北京是首都，政治中心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也有“迁都”的建议，从近期来看，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北京已形成的文化优势也难以改变，总不能把北大、清华、中科院、社科院迁往外地吧？但是要实现文化上的多中心，让更多的城市成为文化中心，尤其是发挥本地的特色文化。经济中心，北京还是不要当的好。北京不必追求GDP，更不用什么产业都发展。不仅不用发展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甚至连高科技行业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发展，经济上形成多中心，也才有利于全国的平衡发展。

　　其次，就北京而言，不能仅仅发展四环之内，还要向郊县地区，甚至河北的一些地方发展，围绕北京建立一小时经济圈。什么都集中在四环之内是不正常的。应该用经济手段吸引一些企业事业单位迁到郊区。这就需要发展市中心与郊区的交通，并加大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在郊区工作与居住的人，感到与市区一样甚至比市区还舒服。

　　发展郊区，我认为应该是以后北京发展的重点。“卫星城”的计划过去也有，但为什么至今仍然不成功？我想，这还在于讲得多，但采取的有效措施太少，投资太少。

　　最后，在我看来，北京的经济应该以服务业为主，一切以北京的需要为中心，而不能以加快北京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北京有这么多人，仅仅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就足以支撑北京的经济。北京有天然的旅游资源，这些资源无法迁走，发展旅游业也可以成为北京的支柱。我们受“重物质生产，轻劳务”的影响太深了，发达国家劳务在GDP中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世界平均水平劳务也在GDP中占到40%以上，而我国劳务在GDP中仅占三分之一，发展劳务先从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始。

　　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不能就人口讲人口，要从改变北京整体发展战略的思路入手，关键则在于打破北京处处要当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 ★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