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家储蓄率，2008年达到GDP的52％。其高储蓄率被认为是造成今天全球失衡的原因——根据传统理论，那些储蓄过多出口过多的国家会有大量的贸易盈余以及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

　　但事情并不总是如此。例如，如果我存了100美元，但是与此同时在我工厂的固定资产投资了100美元，那么“在国内来看是收支平衡的”，并没有出口盈余。这个例子表现了中国最近的经济情况。

　　当然，储蓄并不是一件坏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储蓄尤为一件好事。贫穷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低储蓄率的条件下积累投资资本，同时避免造成过多的外债。

　　甚至对一个有着3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仍旧是一个问题。通过在实体资产和研发项目进行相对高的投资，刺激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更快的城市化进程，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储蓄去投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没有相对高的储蓄率，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永远也追不上发达国家。

　　如果由于经济结构因素，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高储蓄率，最好的策略不是通过短期的“外部休克”来减少储蓄，如汇率大幅升值，这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使得出口工业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应该把储蓄更多更有效地投入国内投资中，避免大量的外部失衡。

　　例如，中国应该使用其现行的高储蓄率，来建设其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此来为将来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此外，对公共基础设施及城市设施的投资将不会创造工业“产能过剩”；事实上，这会提供家庭和企业将在未来几年内使用的长期的公共耐用品。如果中国继续朝这方向发展，其外部盈余将进一步减少，其他条件则会平衡。

　　当然，一个国家必须处理“过高的”储蓄率，即便它不一定就是导致对外失衡的主要原因。这确实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占GDP50％的储蓄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过高的，家庭消费占GDP的35％也是过低的。但这只能通过旨在带来结构性转变的国内政策来解决。（作者为中国国家经济研究所主任，中国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