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7月7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其中规定，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需要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由青海省方面统筹安排使用。然而，据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称，“汇缴资金”的政策安排，却给十多家全国性慈善基金会带来困惑，乃至态度明确的反对，有意见认为：“我们在灾后重建中，还有什么权利？善款的最终投向，怎么向捐赠人交代？”

　　金钱是硬实力，管理金钱的流向，使慈善捐款得到合理、公开的使用，这是软实力，一阴一阳之谓道，两种实力只有相得益彰，才能实现价值。国际通行的慈善规则，是政府用税收来服务于百姓，社会组织则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获得社会各界捐赠，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现在无论行政手段还是慈善机构的捐款都囊归地方政府，它对民间社会的慈善事业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一些媒体甚至惊呼：中国民间慈善死了。

　　近日，我应邀参加了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与阳光慈善联合召开的“社会组织应责力的国际研讨会”，南都基金会负责人徐永光先生将中国慈善界一分为三：第一世界是国家事业单位的慈善机构，他们拥有政府背景与政府支持；第二世界是财团与富人慈善机构，他们有财力后盾，或有成熟的运作模式；第三世界是草根组织，他们势单力薄，但仍勉力前行。而阳光公益文化主席杨澜则认为，公益慈善应该如同热带雨林生态，既有竞争性，又是一个共同体，每一种生命形态都得到生长与繁荣。

　　而现在由于政府权力的强行介入，一方面它限制自己名录外的基金对发生重大灾难时的资金募集权；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给予权力，得到权益，将自己能够控制的十几家基金募集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划拨地方政府统筹使用。这样的现状，既谈不上热带雨林的生态，而政府的责任也极容易缺位。政府得到的是财政部门的拨款，而对慈善机构与施善者，就用不着去应责了。

　　当代中国，最需要扶持的社会公益组织，却面临诸多问题，一是需要挂靠到行政或事业单位，结果增加了管理成本；二是国家行政部门动用行政力量，吸纳公益捐款，不仅如此，事业单位性质的公益慈善机构的捐款，也由行政部门一纸公文，划拨到地方政府，这样，社会公益组织就成了单面人，只有协力国家或事业单位性质的慈善组织，而自己却无慈善实施的机会与资源。

　　将社会捐款多数划拨地方财政，是擅自将善果供奉给了地方政府，种树的民间社会组织与民间社会，只能依赖政府来摘果子，去发善心做善事，难有问责的机会与可能，这对民间慈善的信用是一种伤害，而社会组织不能获得善款，直接去救助需要救助的对象，社会组织因此失去了发展机会。社会组织从号召捐款到将善款付诸实施，从播种到收获是一个完整的施善过程，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获得成长，也获得了工作机会，社会慈善组织发达的美国，十分之一的就业机会来自这些组织。如果这些事情都由政府做了，也等于剥夺了千百万人的就业机会。

　　2008年汶川地震，红十字总会等曾试行项目分包，让一些中小型民间慈善组织竞标参与其所募资金的项目制定。这种做法当时颇受民政部高层肯定，曾让“草根”组织满怀期望。而现在，社会组织却只能望捐兴叹了，政府的包揽使慈善业发生了不良变异。8月4日，新华网发自华盛顿的消息称，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4日宣布，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承诺，将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美国的巨富们，在提出捐赠巨款时，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捐款就是捐款本身，其他的一切，皆由专业慈善机构依法按章去办就行了。政府不仅不会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慈善基金进行所谓统筹安排，而且还会得到免税待遇。

　　因为种种限制，加上中国社会慈善组织正在成长转型过程之中，自身信誉也在考验中成长，所以，政府扮演了全能的角色，既是权力责任者，又是慈善救济者，现在只能是，一、寄希望于慈善法出台，按照国际通行的慈善原则，让社会组织做社会组织应做的事情，让政府回到政府的权限之内。二、寄望于社会组织自我完善与成长，譬如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自身良好的管理制度，获得了广泛的信任，许多企业的慈善捐款都在委托他们去实施，这样的慈善机构的健康发展，会带动中国社会慈善事业获得自己应有的空间。三、公民捐款的定向性与公民组织对慈善捐款的监督与问责，既然善款来自民间社会，那么社会组织与慈善机构就有权利长期跟踪善款走向，并有权要求善款公开透明，不得挪作他用。（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