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8月2日文章，原题：亚洲巨人面临城市化风险

　　城市化乃繁荣之道。但对于穷人而言，它也可能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看看孟买的贫民窟居民，或者蜗居在北京郊区的年轻上班族们就能知道答案。

　　亚洲各国的增长轨迹，尤其在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将取决于政府应对复杂城市化发展的策略，包括从提供公共建设工程到通过教育和培训使数千万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里安居乐业。

　　政策需要适应各自不同的人口现状。中国的工作适龄人口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高峰，为减缓不断恶化的人口负担系数的影响，就必须重视保持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到过印度旅游的中国人通常为印度混乱不堪的日常生活和显而易见的贫穷所震惊。然而，不要忘记中国为迅速崛起所付出的代价：中国光鲜照人的城市是由被歧视的流动农民工所建造起来的。

　　2009年创纪录的2.11亿农民工，普遍无法在他们辛苦劳作的远方城市享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福利。作为管控社会的一种方式，中国的户口体系有其效用。当2000万农民工在金融危机期间因无法找到工作悄悄回到农村老家时，北京变得安静下来。他们就像海绵吸水一般被重新吸收回农村。

　　当然，改变户籍登记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逐渐增大。上海和其他城市已经开始扩大农民工权益，政府表示将使农民工更容易在小城市中安身立命。“城市化和土地改革存在巨大争议，但看来政府目前更倾向于小城镇的城市化，”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中国研究负责人史蒂芬·格林如是说。

　　对并非毫无瑕疵的中国政策规划而言，使农民永久脱离土地将成为一个严峻考验。例如，为减轻就业压力，中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扩招大学生，但未料到后果：每年毕业大学生高达600万，但超过30%的人无法就业。“中国当前严峻的劳动力供给反映了一种结构性失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称。而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实际上，印度至今仍为城市化的作用以及未来到底存在于农村还是城市而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