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材俨然成为最丰产的学术领域。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即使是按精确匹配的方式检索，也能搜索出180条书名均为《市场营销学》的教材，其中138条的出版时间为2000年以后。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曾表示，教材在很多高校里都计入学术成果。部分教师为提供职称评审材料编写教材，认为这是一种捷径。对此，有学者呼吁：我们到了该清理“山寨教材”的时候了！（《中国青年报》8月5日）

　　教材作为教育的核心载体，其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如何让教材既跟上时代，又能成就经典，更是教材创作的最高境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认为教材的阅读对象不过是些初出茅庐的学子，便放松对教材质量和标准的要求，显然是个误区，正因为教材是这些学子的引路人，如何确保把他们引入正途而不是误入歧途，恰恰应该对教材有更高的要求才是。这也是“国外的高校教材，只有学力深厚的学者才敢编写，在国内高校，老一辈学者对编写教材也非常谨慎，不轻易动笔”的原因，在他们的心中其实都怀有对于教材的敬畏之心，没有金刚钻绝对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然而，当教材可以计入教师的学术成果，编教材可用于教师职称评审，甚至教师还可以利用教学之便将为自己编的教材创造销路时，教材其实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材，而是更多成了利益诉求的载体。至于同一门课程有数不清的教材版本，不仅内容大同小异，甚至不乏粗制滥造、低水平抄袭的“山寨教材”，也就并不意外。而在这些眼花缭乱却又千篇一律的低水平教材面前，学生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

　　相比国内的教材泛滥，国外“经典”教材的创作过程，无疑值得借鉴。事实上，经典教材从来不会一蹴而就。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为例，此书不仅被许多美国大学作为教材，更是成为众多普通读者争相阅读的经典之作，而这样的经典教材，却经历了斯氏呕心沥血的七次改版，即便是在其生命最后阶段而第七次改版，不仅引入了史学研究的新观点，更在全书的章节架构上做出了全新的调整。以生命“著”就，或许正是这些教材成为“经典”的根源所在吧。

　　基于上述视角，只有当教材真正回归教材本身，更多的倾注了责任，而不是背负过多的“身外之物”，“山寨教材”才不会如鱼得水，“经典教材”才有了孕育怀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