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香港人乘车、购物等日常活动息息相关的八达通公司承认，曾将200多万客户资料转售给其它公司，非法获利4400万港元。消息一经传出，社会一片哗然，其总裁陈碧铧日前已宣布辞职。（《新华网》8月6日）

　　在一个资本积累不计代价、不择手段的时代里，我们的“隐私”，这个被西方奉为“最神圣人权”的东西却被当做了可以随意瓜分的蛋糕，成了“垄断利益链”和个别“公权力”的致富金矿、摇钱树。不能不令人心生嗔气，怒火中烧。

　　在法治环境较为清明、信用体系还算健全的香港尚且如此，大陆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刚买新房，装修公司的电话就接踵而至；购了新车，推销保险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普通民众的身上犹如安装了GPS定位仪，步步都走在利益集团预先设好的圈套里，纵使你使尽浑身解数，也难跳出他们的“手掌心”。

　　当“数字国家”的蜃景初步显现时，我们也曾为“技术”和“网络”带来的舒适而狂欢，但当我们的隐私被他人当做商品买卖，你我近乎如“透明人”一样游走在尘世当中时，我们又气急败坏。等到愤愤然想拿起武器维护权益时，却又突然发现“法无明文”。

　　法律界有句俗语：法无禁止即自由。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场域内，均无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明确规定。虽然《民法通则》第101条提及了相关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条款，但这种笼统而模糊的规定，还远远不能满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需要。更为尴尬的是，在司法中已经频被引用的“隐私权”在现行法律中竟无对其概念的具体界定和解释。

　　而在“隐私权”的发源地美国，不但在30年前就对公民隐私权加以明文保护，近些年更是相继出台了有关财务、通信、家庭教育和计算机网络使用等分行业、可操作性强的法规文件。个别州甚至还规定：居民的垃圾袋只能由垃圾处理公司的专用卡车运走，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搬运或打开垃圾袋。因为其中有可能涉及居民的信用卡收据、电话和购物账单、药品以及私人信件等大量隐私信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也于2005年4月出台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本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比而言，如果国内不及时制定出台相应的科学具体、符合国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只会让那些利令智昏的资本“硕鼠”们利用已有的法律漏洞，更加疯狂地侵蚀、攫取公众利益，为构建和谐之路埋下隐患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