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钱校长有何 “过人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总是躬耕于今天，着眼于未来。在教育方面，他一直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和 “符合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是他的信念。

　　●他着急的不只是一所学校的事，也不单是高等教育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当了几十年的大学校长，他的许多思想和做法，都给刚刚颁布的教育纲要作了一个醒目的注解。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 宾：曾文彪 （上海大学原校办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柳森：7月30日，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溘然长逝。连日来，上海大学为钱伟长校长设立的两个悼念场所迎来了数千名悼念者。一位学生在哀悼钱校长的网站上如此留言，“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您在钱校长身边工作了20多年，在您看来，钱老何以能获得这么多发自肺腑的尊敬与爱戴？

　　曾文彪：现在是暑假，很多学生还都在家里。好多我的学生都打电话给我，说起钱校长，在电话里就痛哭流涕。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跟钱校长说过一句话，或者只不过在开学典礼或者毕业典礼上听过他的讲话，有的通过我们这一辈人听说一些关于钱校长的故事。

　　现在这些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要比我们这代人强多了，他们为何能有那么深的感触呢？有位学生总结得好：虽然平时未必有机会在校园里见到校长，但在学校各处，你都能看到他的题字，他写下的校训，总能感觉到，钱校长一直都在每一个上大学子的身边。事实上，钱校长身体健朗时有一个习惯：只要到了学校，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学校各处去转转。即便后来年老了，腿脚不便了，他还是坐在轮椅上，让秘书推着在校园里转，还特别偏好去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是学校最重要的场所之一。

　　钱老生前有着诸多头衔，但他自己最看重的还是“钱校长”。即便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他每月无论如何都要抽一个星期在学校。如果不在学校，则确保我们随时可以联系上他。等一回到校园，他又会每天排好日程，与第一线的师生面对面地接触交流。

　　柳森：算上之前在清华大学的经历，钱伟长在大学校长这一职位上的耕耘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也许，是这段岁月太过漫长而跌宕，回望钱先生留下的教育思想，人们禁不住慨叹，“博大精深”、“细致非常”。

　　曾文彪：钱校长有很宽的眼界，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很强烈的对社会、人类乃至自然的关切。他除了对教育有理性的思考，对社会现状还有更直接的关心，对社会和现实也有一种道德的承担，并视之为毕生的职责与追求。

　　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钱校长的教育思想与智慧实践如此浩繁而通达，经得起岁月和时代变迁的锤炼。就能明白，为何当有人问起，究竟什么是他办学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根本所在时，他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言简意赅——“祖国的需要！”就能体会，钱校长永远“朴实无华”的发言背后，一直有着他一贯的“问题意识”——如何办“能兴国的教育”？

　　柳森：在有些人看来，钱先生的很多论述似乎都非常“浅显易懂”，很多办学主张已是如今很多高校办学者的“规定动作”。从世界和历史的眼光看，更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太阳底下无新事”。

　　曾文彪：若把钱校长的那些论述打上时间的印记，就会鲜明地感受到钱伟长的“不平凡”。

　　现在想来，无论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反对全盘学苏联，反对将大学结构根据文、理、工科打散，还是后来又反对建立以专业为核心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认为只有生产第一线的社会实践才能造就合格的工程师，他能说出这样一些在今人看来“显然顺理成章”、“一点都没错”的“大实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要顶着很大的压力，这是今天很多人体会不到的。但纵然面临再大的压力和误解，钱伟长始终坚持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话。他敢说真话、不说假话。而事实也证明，他的确也说了管用的话，并经受了时代变迁的鉴定与考验。

　　柳森：您一直强调，钱校长从来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愤世嫉俗者，更不是一个热衷于“不走寻常路”的人。他也许发表过一些曾被认为“不合时宜”的看法，但当我们今天去回首他的言行和思想时，一定要放到具体的时代语境中去看，搞清楚他说这些话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

　　曾文彪：对。如果说钱校长有何“过人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总是躬耕于今天，着眼于未来。在教育方面，他一直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和“符合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是他的信念；为人处事，他有不羁的性格，纵有再大的外部压力，都不会随风倒；他总是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变成实际行动，还要身体力行，四处去宣讲自己的理念。

　　现在总有好多研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问我，钱校长到底在教育理论上有多少创新？其实，他从来不在乎自己提了多少新的理论，有过多少与众不同的创举。他从来都只是在坚持，努力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始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到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去看，把学校放到大社会中去办。这对当下的教育者而言，仍有启示意义。可以说，钱伟长当了几十年的大学校长，他的许多思想和做法，都给刚刚颁布的教育纲要作了一个醒目的注解。

　　柳森：听说钱老在晚年时也会发脾气。他对于当前的教育现状并不满意，而让他“着急”的主要是两个——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这也正是当今大学最棘手的任务和受到诟病最多的症结所在。

　　曾文彪：他着急的不只是一所学校的事，也不单是高等教育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状况。比如，钱老一直非常反对中学生过早文理分科，对如今所有的教育都围着高考转、一考定终身的做法非常焦虑。他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更有着独到的洞见。

　　当年，钱校长就说过，要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关键还是要培养出一批能够解决我们国家自己的实际问题的人才。我们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仰仗人家来帮助我们解决。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教育思想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柳森：近来有一种观点不时被提及，说如果如今大学校长都按照钱老的做法去做，“钱学森之问”的问号早就能拉直了。您怎么看？

　　曾文彪：我们应该看到，从“钱学森之问”到“钱伟长的教育实践”，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承继关系。往深处看，两位前辈不过是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在他们这一辈人中，像“三钱”这样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卓越功勋的人，绝非个例。

　　钱老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这些财富本身离我们并不遥远，很多事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去做的。关键在于我们想不想做，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去做、去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