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储蓄率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特征

　　记者：在最近西方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抛出的“中国经济责任论”中，“储蓄国责任论”是重要一环。剖析这一论调，恐怕要从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率讲起。请问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

　　张健华：从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波动趋势看，储蓄率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产油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产油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其特殊的自然禀赋决定的，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则是由多重原因形成。比如东亚国家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传统，而且东亚国家家庭结构紧密，承担着养老抚幼等大量社会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1997年以后东亚国家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的上升还与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有关。十余年来，东亚国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增加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除上述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似的因素外，中国的高储蓄率还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特征。一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显著提高了居民储蓄倾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周期性增长和企业利润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大部分企业利润转化为企业储蓄，这是2002年以来企业储蓄率大幅上升，进而推动国民储蓄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幅提高了国民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储蓄率。这些特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都会逐步发生调整。

　　中国现阶段的高储蓄有其合理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记者：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理论，在经济起飞前与起飞中，要素供应特别是低廉的资金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循环的关键。而本国储蓄是资本形成的两大来源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高储蓄是否具有合理性？

　　张健华：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的高储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过高储蓄阶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是日本工业化阶段，此间日本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的高位，直到工业化完成后储蓄率才逐渐下降。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经历了高储蓄阶段，其间储蓄率一度接近40%的高位，而此时也正是韩国完成工业化、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高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需的大量投资需求，为资本存量的快速积累提供了资金，同时避免了过于依赖海外融资渠道产生的波动性。当然，储蓄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高的储蓄会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我们不刻意追求高储蓄率，但是要利用当前储蓄较充足的有利条件，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否则就会错过重要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日渐老龄化，中国储蓄率可能会随之下降。有国内学者预测，2015—2025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下降12个百分点左右。可见，能留给我们的宽松期并不是太长。

　　将欧美国家出现的危机归咎于中国高储蓄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记者：按照所谓的“储蓄国责任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过度储蓄，并将这些储蓄以较低的利率借贷给美国等低储蓄国家，而资金的易得性又鼓励这些国家消费者过度消费和投资者购买高风险资产，由此吹大经济泡沫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不仅如此，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高储蓄国家储蓄率居高不下。根据这种逻辑，中国等高储蓄国家不仅要承担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还要承担降低储蓄率以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

　　张健华：这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荒唐逻辑！

　　金融危机与美国低储蓄率的确存在一定联系，但这不能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因为中国的高储蓄与美国低储蓄没有必然联系。仅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来看，美国个人储蓄率的下降与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在时间上并不吻合，说明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因果关系。美国高消费的习惯早在中国储蓄率上升之前就已形成。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1933年甚至降至负1.5%的历史低点。美国新一轮个人储蓄率下降从1984年就开始了，到1999年就已降至2％左右的水平，并维持了6年之久。而东亚国家储蓄率的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储蓄率的大幅上升更是在2002年之后才开始的。

　　欧美国家储蓄率之所以低，除具有较完善的社保体系外，最根本的还在其国内存在的结构问题、“过度乐观”的情绪以及失误的经济政策。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弊端，福利水平畸高，产业竞争力下降，财政纪律松弛。而这些问题显然都是根源于其自身问题，归咎于别国储蓄率的做法是不公平也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欧美国家还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高储蓄的受益者。欧美国家自身储蓄不足，难以满足本国投资需要，如果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持，经济发展将难以持续。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部分储蓄借贷给欧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它们储蓄的不足，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连美国政要和学者自身也不得不承认，“过去10年美国的繁荣离不开中国”。

　　欧美一些国家出现的问题，责任不在储蓄本身，而在于这些国家如何对待借来的储蓄资金。大量国外储蓄资金原本也为欧美国家转变发展模式、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强化财政纪律等赢得了时间，但这些国家却没有把握机会及时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而是用借来的钱维持并强化原有发展模式，继续超前过度消费、扩大公共开支、吹大资产泡沫。西方国家在危机之后不自我反省政策存在的失误，反而倒打一耙，怪“中国为什么借钱给我”。这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应从互利共赢的角度客观看待储蓄问题

　　记者：西方国家不时拿中国的储蓄率说事，其深层用意无非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缓解压力、掩盖矛盾，在谋求本国更大利益的同时牵制中国发展。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客观地看待储蓄问题？

　　张健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储蓄大国的责任。实际上，中国一直都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不仅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本轮金融危机期间，采取负责任的汇率政策，不实行竞争性贬值，主要依靠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而且能正视国内经济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着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私人消费大幅增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03年的35.8%上升到2009年的53.1%，对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今世界共生共荣，主要经济体有必要从互利共赢的角度客观看待储蓄问题，就其形成原因、影响及调整进行充分讨论，凝聚共识，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中国需要继续推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和教育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把握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趋势，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等等。同时，通过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引导储蓄的合理流向和有效运用。

　　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更应认真反思，拿出实际行动，切实解决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转变过度依赖借贷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严格财政纪律的同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