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教授不久前受聘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即将到来的新学期，他要为大二学生上一门专业基础课。暑假里备课，这位“海归人才”有点心烦：学院指定的教材让他很不满意，“这本教材还是国内知名学者编的，但相对现在的学术研究进展，已经明显落伍。”用还是不用？

　　大学里，几乎每门课的教材都是“花色繁多”。有统计显示，最近10年，高等教育教科书的出版量增加了3倍，但它们的质量，照有些学者的说法，是“一代不如一代”：“如今大学里‘垃圾论文’很多，可以与之‘等量齐观’的大概就是‘劣质教材’了。”

　　专业课教材多“落伍”

　　今年暑假前，电子工程系应届毕业生徐浩跟同寝室几个哥们在学校bbs上变卖“家产”——大学四年里积攒下的专业教科书、专业辅导读物和各种外语课本。他们发现，专业教材最卖不出去。

　　大学教材一般分三种：基础课教材、专业基础课教材和专业课教材。不少老师评说：基础课教材偏重学科基础知识，无关学术前沿，精选一本总还能用；而专业课教材问题就大了，主要是陈旧过时，新知识的含量很低，但它们仍然被院系指定要用。

　　可恼的不只是浪费纸张和浪费学生的买书钱，真正可怕的，是落伍教材照用虚耗着学生的精力和时间。徐浩说：“我们大一、大二时学过不少仪表、仪器知识，都是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仪表工业挂钩的东西。老师也坦白讲这些内容已经没用了，但他还是要讲，我们还是要学。”

　　“教材落伍，往往就是因为大学的课程设置落伍——教材是跟着课程走的。”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陈慧说，如今不少大学课程与技术、产业的实际已拉开较大距离，但调整课程设置“动静”大、障碍多，不容易操作，所以迟迟不见动作，配套教材也就惯性沿用。

　　编教材也搞“分包制”

　　眼见得过时的指定教材误人子弟，不少有责任心、有自我要求的大学老师，自己埋头编写讲义，把专业新知识补充进去。

　　白教授暑假里花了许多时间编讲义，还打算拿一本国外教材作为指定参考读物，“这一来，我的课就升级为双语课程了，倒能顺带着训练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他在国外时收集了很多专业资料，如今成了备课的主要素材。

　　在国外，重要的学科领域都有经典教材，皆出自一流学者之手，而且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推出新版。经济学教材就有著名的萨缪尔森版、哈曼版等可供师生选用，它们已惠及好几代人。

　　但在国内，正处学术黄金期的教授们忙于科研、创业或者身陷行政事务，没空、没精力也没兴趣坐在冷板凳上编教材。那么谁在编呢？听听一些教材的出笼过程，你会吓一跳，也就能明白教材内容落伍、水平不高甚至低劣的原因。执教于沪上一所高校的一位副教授简单描述道：教研室先召集个会，告知老师们现在承担了教材编写任务，接着给每人分派章节，明确进度和交稿时间。“这架势，就像修一条路，几个工程队分包。参加教材编写的多是年轻教师，学术上不成熟，也没多少科研经历，对前沿还没摸着边，无非找一堆资料包括先前的教材东摘西抄；主编嘛，由院系里名气最大的教授担当，有的是挂个名，有的是快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老教授，于学科前沿多少脱节了……”

　　“《史记》之所以为《史记》，那是因为司马迁一个人从头写到底。假如司马迁当年公务、私事繁忙，也组织众多门徒搞‘分包制’，那样编出来的《史记》还能流传千古吗？”这位老师感叹不已。数字革命能带来转机？

　　更可恼的事还在后头：一帮老师编了教材，尽管教材水平不高，但他们开课时一定“自产自销”，不仅将其指定为必读，考试也以此为本，全不问学生利益；而既然“主编”可能正担任着院系或者学校的行政领导，就算有老师觉得这教材不行，但“谁也没胆子提出要换”。

　　在国内的大学里，编教材几乎被公认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据说，如果有哪位教授真想“单挑”编教材，耗费的精力可不只是编写，教材编成后联系出版乃至“策划营销”，也得亲力亲为。相比之下，搞科研省心得多，不仅有团队支撑，而且经费支持也比编教材充足得多。

　　另外，纸质教材自有先天不足，再怎么更新却总也赶不上如今更新速度飞快的技术和知识。

　　好在，有些教授说看到了转机：大学教材正经历一场洗礼——数字革命。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以及手提电脑和今年一面市即大热的iPad之类的电子阅读器普遍成为学习工具，教学正迅速数字化。在如今许多美国的大学里，教授们纷纷借用新技术把前沿知识随时补充进课程教材，“自定义教科书”日渐流行。

　　不过记者不那么乐观。美国人用电子版本更便捷，但跟白教授自编的纸质讲义其实功能一样；白教授用自己的讲义上课，“废了”指定教材，但他能拒绝上级、得罪同事，不让学生买废纸吗？再说，“自定义教科书”总还要有公认的好教材做基础，并不是哪个老师都有足够水平自编讲义“自定义”的，那么，“公认的好教材”——不管是纸书还是电子版本，又怎么编出来？大学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不解决，教材就将一直成问题。

　　本报记者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