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著】

　　上期回放：

　　童年黄永玉还在懵懂中，甚至很难说有清晰的记忆，血雨腥风就扑面而来，让他过早地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沈从文早就说过，凤凰是个“古怪”的地方。就处决犯人的野蛮方式而言，历史在这里似乎凝固着。

　　在沈从文儿时的记忆里，凤凰城里的小孩子观看处决犯人，几乎成了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晚清政权对苗族起义的镇压，民国成立后县府对暴民的处决，无一例外地都采取砍头的方式，并且常常悬挂于城楼上。孩子们看惯了死亡，与童年的游戏相伴随的不只是欢声笑语，也有血雨腥风。他们早已习惯了这一切，即便走在遍布尸首的刑场，他们也没有多少恐怖。沈从文时代的凤凰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过早地面对生与死的鲜明对照，这就难怪他这样说：“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个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

　　一个巧合，比表叔年轻22岁的黄永玉，在20世纪另一场革命发生逆转之时，在凤凰这样的地方，也目睹了类似的场面。

　　黄永玉1950年在《火里凤凰》中写道：

　　有时候，后者所说的秘密行为偶然给公开了，那么，整个凤凰城又会给另一种热闹节目疯狂起来——通常是十个以上这样的英雄好汉，被一群由吹着洋号的士兵领头的队伍押着，一个骑着马，赤膊上身喝得醉醺醺的，手托锋利蛮刀的大麻汉殿尾，上千上万的观众尾随着，出老西门，到一个叫做“赤塘坪”的地方跪下，伸长颈子，由这位大麻汉一个个将他们的脑袋，以极轻巧的手法斫下来。人头落地时，欢呼掌声必跟之而起。事后还得由观众来品评哪一个在“挨刀”之前最“值价”，最显出本色来。

　　可能，这些“挨刀”的英雄好汉之中的一两个，与欢呼喊好的观众们还有点亲戚关系。也可能，那一群行刑队里就有尚未被发现的，昨日刚干过勾当的英雄好汉，为什么要杀人和为什么被人杀？为什么要拍手叫好？这些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他们从来不会把时间用在这个思考上面，如果问他，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厄运人的结束，一切得由个“命”来决定，可能明天倒在这里的就是自己，说不上惋惜和惊奇。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英雄好汉临刑前三两分钟，怎样介绍自己是一位“大丈夫做事”，怎样用一些简单的动作跟语言把自己的抱负和不满传达给观

　　众。观众的拍手，也即是对这些英雄好汉同乡的一点敬仰表示。（《火里凤凰》）

　　人们谈到凤凰，常常强调这里民风的强悍与性格的执拗。那么，这种发生在城门外目睹死亡的经历，无疑内在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凤凰城孩子们的性格形成。自幼感受到血雨腥风中的野蛮与残酷，自幼看惯了死亡，对于他们，平生遇到再大的苦难，也不会感到恐惧。这就难怪成人后的黄永玉会以一种格外冷静的语调，把发生在凤凰城的历史陈迹，作为一种民俗、民风的组成部分来加以叙述——在这一点上，他与表叔沈从文有着惊人的相似。

　　悠悠一生，一个人会在多少个窗口前伫立，眺望外面的世界，难以计数。即便如此，总有几个窗口令他终身难忘。

　　黄永玉难忘的第一个窗口，是在凤凰的祖居。“他两岁多，坐在窗台前。”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开头第一句，他就这样突出了这个窗口。

　　现实中两岁的黄永玉，也这样坐在凤凰城祖居的窗台上。祖居位于北门里的文星街，院里有一棵椿树。椿树奇大无比，因有此树，黄家祖居故曰“古椿书屋”。许多年后的90年代，黄永玉在香港曾注册一个出版社，起名为“古椿书屋”，专门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以此寄寓对祖居的留恋，更使自己的事业与祖居有了最好的衔接。

　　在古椿书屋，爷爷的房间里有一个大窗户，“狗狗”就常常坐在那个窗台上。这个窗口，让两岁的黄永玉第一次开始认识外面的世界：

　　两三岁时，在“古椿书屋”，爷爷房里有一个带窗台有矮栏杆和可以坐卧的窗台的大窗，窗外是一个七八英尺不到的小园子，栽满了长着青嫩绿色大刺，开又白又香小花的矮棘树，除了蜜蜂和蝴蝶，连猫也挤不进去。爷爷给它起了个朴实的名字：“棘园”。

　　下雨、落雪、阳春天气，坐在窗台上从棘园看过去：白矮墙和黑瓦檐，张家李家的屋角、影壁，北门的城垛，染房晒布的高木架，看不见的还有北门河，河对面的喜鹊坡，你还可以想像那一带的声音——那是第一个认识的世界。（《永远的窗口》）

　　下期预告：

　　黄永玉真正开始有机会常常陶醉于山水景色，是在10岁之前逃学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