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对抗生素滥用的反思仍在继续，但超级细菌所带来的恐慌和利好似乎已被市场消化完毕。在事件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再度回顾，不难发现，该事件与被一些人称为“世纪骗局”的甲流疫情大暴发多少有着一些相似之处。

　　从去年5月份开始，扰攘了大半年的甲流疫情，在今年年初被欧盟下辖的最高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卫生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冈·沃达格质疑称，流感的危害性可能被一些制药公司刻意夸大，甚至安排“自己人”促使世卫组织降低“甲流疫情大暴发”定义的门槛，促使世卫宣布疫情大暴发，从而使这些公司得以赚到数十亿英镑。

　　《英国医学期刊》杂志发表《利益冲突，世卫组织和流感“阴谋”》，指出参与评估去年甲流警戒级别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阿诺德·蒙托一向与相关制药企业有密切的经济往来。该期刊编辑德波拉·柯恩对媒体透露，参与过罗氏公司达菲推广的流感专家都是一些为重要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医学机构和各国政府提供专家建议的重要人物。而参与制定《流感大流行计划：世卫组织的角色和国家和地区计划指南》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病理学家弗莱德·海顿，在2004年年底之前，一直接受罗氏制药的研究资助。

　　资助相关的学术研究项目，研究结果一旦有利便说服权威部门一同开展宣传攻势，从而刺激产品销售，这种营销方式百试百灵，跨国药企也乐此不疲。

　　在一家美资跨国药企任大区经理的陈先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跨国药企为了产品而在全球各地赞助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这在业内是相当普遍的做法。“这么做也正常，作为学术机构，开展一个研究项目花费巨大，往往需要药企的资助。”

　　但陈经理认为，与商业贿赂不同的是，商业贿赂通过支付医生回扣实现非法营销，如强生曾支付了总额数千万美元的回扣，促使养老院向患者推销更多的强生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及其他药物。而资助学术研究则是通过合法的资助来达到商业的目的。“研究出成果了，对人类健康也是一种推动。只是难以撇清的是，即使研究的过程和结果都是独立的，但其研究结果只要是对赞助方有利，一经发布，定会给赞助方带来极大的商业利益。药企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