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研究——昨天和明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将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条件归因于旧体制相对薄弱、既得利益小、有利于外资外贸引入、原住民少方便吸引外地移民等九大条件，并对深圳的宝贵经验进行了阐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从“而立”到“不惑”，深圳应思考未来如何继续先行先试，发挥特区的作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

　　克服“小富即安”思想，树立建设三千万人口级国际大都市的宏大目标

　　随着经济的腾飞，深圳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所谓“难以为继”的矛盾，人们会谈论“承载力”之类的问题。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等角度，这些概念当然有积极的意义。但我想提醒的是，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实践也证明，资源稀缺的地区反而才能发展。经济学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幸亏这个国家资源稀缺，所以它发展了。”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与日本相比，我们的资源少吗？与香港相比，深圳的土地资源还少吗？与兰州相比，作为沿海城市的深圳水资源少吗？关键看利用这些资源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有密度！

　　深圳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沿海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今年国务院又批复扩大深圳经济特区范围，要好好利用这个政策，谋求更大的发展。从长远看，30年后深圳完全可以建成一个三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因此，深圳应该克服“小富即安”的思想，积极进取，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思路谋求新的更大的发展，以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气概，充分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地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且还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吸纳更多人口，这也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作为率先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应该承担的责任。

　　深圳经济特区扩大范围后，发展的空间和竞争力都会扩大。比如说，特区一体化使深圳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扩版前的深圳特区范围内可以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新纳入特区范围的宝安、龙岗可以大力发展制造业，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形成深圳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特区一体化将意味着交通更加便利，低收入阶层在关外可以获得低成本的住房，这也将降低企业的成本，使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特区一体化还有利于深圳破解发展局限，拓展“试验田”空间，扩展深港合作腹地，更好地服务香港，促进珠三角一体化。

　　在城市化进程中努力为全国提供先进经验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农民“市民化”是大势所趋，这一点不应有怀疑。而深圳又是一个移民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在深圳打工。希望深圳能在建设三千万人口级城市的同时，在城市化方面先行先试，在解决城镇化问题、农民工进城问题、农民工落户并安居乐业等问题上探索出一条新路，为全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化作出表率。未来30年只有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全国提供先进的经验，深圳才可以说在全国的发展中作出了大贡献。

　　从长期来看，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城市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是重要的动力。城市化不仅仅是所谓基础设施建设，建高楼大厦，提供需求，而且还是关于社会、关于人，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所以，城市化本身也具有社会含义。这个过程支撑着需求的增长，并带来社会的发展。

　　城市化本质上指的是“农民进城”的过程，而不是原来的“城市贵族”如何过得更好（那是一般的城市发展）；而农民最初进城时难免还是低收入阶层，因此，城市化本质上又是“穷人进城”的过程。如何让这一部分人在城市安身立命，不断发展，并且与原来的城里人，包括高收入阶层，和谐共处，相得益彰，是城市化进程中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所以，深圳不要“嫌贫爱富”，在制定政策、吸引高新科技人才到深圳的同时，积极创新，积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逐步使他们平等地享受到市民的待遇，分享发展的果实。

　　当然，各个城市都在出招，吸引高等人才。深圳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也不可能全部由吸引来的高科技人才组成。在现实水平的基础上，深圳更重要的应该是培养人才，通过职业教育、技工教育等，提高现有的人口水平，也符合深圳发展的需要。

　　农民进城、市民化，涉及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社会改革，财税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农民工进城，按什么标准为他们提供公共品或公共服务？按现在的“户籍贵族”的标准提供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话，政府负担确实很重，比如社保方面，如果按市民标准为农民工提供社保不现实。我建议，深圳在淡化户籍制度方面先行先试，使户籍制度作为历史逐渐退出，强调常住人口概念，基本稳定现有户籍人口的公共品供给；同时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增加常住人口公共品供给。不一定全部覆盖，可以一步步来，比如说，从教育开始，从社保开始；不一定一上来就高标准，而是从现实出发，先使常住人口纳入社保范围，但开始时采用一个比较低、与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标准。

　　关于农民工的住房，也要从现实出发，不可能都由政府为他们盖新房，而是先充分利用老房、旧房，包括要适当保留一部分城中村或城边村，扩大一部分城市区域，把交通建得更好，使这些低收入阶层可以得到低成本的住房，使生活成本增长慢一点。这样城市人不仅可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企业也可以较低成本获得劳动力，从而使城市获得可持续发展。

　　还应该看到的是，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而言是有很多好处的：常住下来的农民工不仅创造价值，也创造需求，不再把挣的钱全部寄走，而是主要在当地消费，有利于深圳市场的扩大，有利于深圳服务业的发展。

　　以宽容的心态鼓励特区先行先试

　　我国要建立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漫长的道路，即使发达国家也存在很多问题，而“特区”是中国一个宝贵的经验。未来，深圳特区应该在更多领域、更多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中国发展的道路、改革的道路等方面起到先行先试作用，为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继续发挥窗口和“试验田”作用。

　　而且特区是一个综合的试点，可以揭示很多系统性的问题，各种体制机制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在改革的攻坚期和转型期，要继续重视发挥“特区”的作用，继续鼓励“特区”大胆探索，先行一步，率先“破题”，发挥改革“试验田”、“窗口”的作用。出点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创新。对于全国而言，重要的是特区能为全国提供改革的先进经验，这样才可以说特区有了真正的大作为！

　　特别是在体制改革问题上，事实已经证明，深圳特区是一个体制转轨的好形式、好模式。对于特区，可以允许出问题，但不允许不试验，不允许不创新。要以宽容的心态，鼓励特区先行先试。在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节省全国改革成本和交易成本。这才是“特区”的意义所在，也是时代赋予深圳的使命。

　　（发言整理：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李萍 图片摄影：深圳特区报记者 李伟文）

　　学术简历：

　　樊纲：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专著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论文集有：《经济文论》、《樊纲集》、《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