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瑜

　　东亚强大的制造业集团并不都是不可持续的

　　文汇报：您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中说，中国的结构变化首先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改革规划，得益于一系列的保增长政策。行之有效的政府主导是不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答：当然，对于任何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政府主导总是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某种程度上，在1980年代，中国取得了显著成功。我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是出现了政府主导下降的趋势。而在1990年代，经济变成了高投入驱动增长的模式，政府主导的确上升了一些，但相对于巨量的投资增加而言，这一问题并不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你们非常成功地将“市场”和“计划”进行了组合。

　　但是现在，中国的投资比重有点过高了，直接的政府干预被用来解决太多不同的问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是时候把经济增长放慢一点、腾出手来解决其他问题了。

　　文汇报：中国对总产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制造业所占比例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您曾认为，这偏离了全球规范。那么，这种偏离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它会自动修复，还是需要外力的帮助？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们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在某些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了，其中有一些制造业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知道，不仅在中国，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东亚有非常强大的制造业集团，可说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集团，它们并不都是不可持续的。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服务业太弱小，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也太少。我希望在未来20年，中国的内需会增长，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超过GDP的增速，服务业从业人数也比整体产业增长快。这样，中国的经济会变得更平衡。为此，中国可能要走另一条改革道路，那就是开放服务业，降低这些关键行业中的行政垄断。

　　让市场力量推动中国发展更高质量的经济

　　文汇报：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靠投资拉动并不可行，美国经济靠消费驱动的模式也难以为继，那么出路何在？

　　答：对于理论经济学家来说，答案很简单：中国应该消费更多，美国应该投资更多。

　　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让中国的消费更多，可能相对更容易些。中国要做的是，让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有更高比例，然后鼓励人们把钱花出去。但美国的问题就比较大。美国家庭即使想储蓄更多，可因为目前收入并没有多大增长甚至还在下降，很难；同时，现在的利率那么低，如何让他们在低利率的条件下存很多钱呢？好在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比较高，可以渡过难关。

　　文汇报：我们看到，日本和韩国在从一种增长模式转型到另一种模式时，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动荡及经济大幅放缓。避免这类情况出现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答：这个过程从来没有被很好地研究和解释过。日本的第一轮经济下滑出现在1970年代，当时的下滑为什么会那么突然？我们看到的过程是，日本从1950年代开始直到1973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每年都在10%以上，然后突然下滑到5%-6%，之后突然又下滑。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是日本和韩国采取的政策，让经济保持了太长时间的高增速。所以，如果有可能，中国可以把经济增长调整到一个相对慢的速度，尤其在劳动力增速下降的时候，把经济增长下调1-2个百分点，让市场力量推动中国发展更高质量的经济。这样的发展将是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可能非常缓慢

　　文汇报：经过此次危机，在您看来，旧的全球规范是否会过去，而新的全球规范能不能逐渐形成呢?

　　答：你看现在的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下一阶段的发展会是怎样。有人从政治角度看问题，认为美国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会解决问题；更多人从经济角度看问题。有人问我中国下一轮的增长动力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可能还不大，经济增长有很多动力。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在哪里？美国被认为是高科技经济体，但其实相对收入而言，美国的劳动力质量并没有那么好，美国面临着很多挑战。

　　当然，未来各国采取的措施，也很有可能会解决这些不确定性，使我们回到三年前的繁荣状态。这需要各国政府都采取积极的措施。

　　新的全球规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不幸的是，新的全球态势很可能是非常缓慢的经济增长。事实可能就是这样。

　　文汇报：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危机后的世界注入了兴奋剂，但是现在，市场上过量的货币也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担心，比如中国目前一些农产品价格出现了非正常的上涨。那么，这些政策对现阶段的世界和中国来说是否还有价值？

　　答：只要美国经济增长还这么缓慢，世界的货币供应就会一直增加。因为某种程度上，美联储管理着全球的货币供应，虽然这不是经过授权的，但事实就是如此。美联储说要保持宽松的货币供应来应对目前较低的就业率。我觉得，至少在未来的一年里，这还是唯一的选择。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认为相关政策可以改变，事实上，相比2009年的高位，中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增速正在下降。

　　本报记者田晓玲

　　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中国国际事务中心主任。1986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学者。著有《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计划外增长：中国经济改革（1978-1993）》等。